人民币作为国家货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问世的。而有些国家，如苏联，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它的国家货币是依旧使用沙皇时代的卢布，苏维埃共和国的新卢布是1921年才发行替代它的。之所以人民币早于新中国成立前发行，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就有了自己的银行和货币，如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就发行自己的货币。

解放战争时期，苏皖地区的华中银行，东北地区的东北银行，华北地区的冀南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山东地区的北海银行，陕甘宁地区的西北农民银行等等，也都发行各自的货币。1947年11月，由于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进程比预料的来得快，中央决定立即着手组建人民银行筹备处，由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华北财办主任董必武牵头，指定南汉宸负责，研究中央银行如何建立，钞票怎么印刷发行，城市银行如何管理，国民党政府的银行怎样接管等各项事宜。筹备人民银行以华北银行（冀南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为基础组建。

当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打响，迎接全国解放已更加迫近，1948年11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遂做出《发行统一货币，现已刻不容缓，应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一面电告各区，一面加速准备》的决议。同月25日，华北银行总行发出《关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的指示》。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宣布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并规定收回上述三行货币以及兑换比价。首次发行的人民币为面额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三种。一个半月后，即1949年1月15日，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解放，次日，军管会就公布了人民币与国民党统治时期发行的金圆券兑换牌价，规定金圆券限期停止流通。此后，至1950年8月，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个票种（最大的5万元未发行）取代和统一了各解放区的货币。

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在适应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恢复国民经济，统一国家货币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但是，它毕竟是战争时代的产物，带有相当的过渡性质，特别是面额大、票种多，印制水平不高，防假能力低，流通使用不便等欠缺。因此，准备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的计划便已提上日程，第一套人民币于1950年8月便奉命停止了印刷。

筹划

第二套人民币（简称新币）是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的，然而，它的筹划却经历了数年之久。早在1949年建国之初，相关部门即组织人员进行研究筹划，1950年1月，将初步设计方案呈报中共中央，同年5月被原则批准。中央领导人陈云、薄一波对此批示：“准备工作不能草率。必须讲究纸质之统一，图样之适当，颜色之配备，秘密符号之拟制，以至票幅之尺寸，票额之大小，均需慎重研究之后才能决定。”同时指示中国人民银行：“新版人民币的研制设计要有新中国的特点，要是国内最高水平的。”“先召集专家们研究有比此条件所述办法更完备时才做决定。”

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在新版票面设计上，聘请了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罗工柳、周令钊、王式廓等人为艺术指导，会同北京人民印刷厂的钢版雕刻技术人员张作栋、刘观润、商伯衡等39人担负起新币的原版设计工作。全套纸币设计面额分为1元、2元、3元、5元、10元，辅币为1角、2角、5角及1分、2分、5分共11种（10元券暂未发行）。

1952年2月，新版设计方案和票面设计稿呈报中央，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了审查。周恩来对5元券主景设计批示：“民族大团结景可用，但依毛主席的意见，不要把他的像画上。”这是早在第一套人民币印制时他就制止的，于是在定稿时将毛主席画像改成了标语。对1元券的天安门图景，提出：“望将天安门上的红旗、红墙上的毛主席像和节日标语去掉，采用平时景象。”对2角券周恩来还转达了毛主席的两点意见：“一、‘中国人民银行’字的排列由右向左改为从左向右。二、钞票上不要放我的像（注：原稿火车头前有毛主席画像，是“毛泽东号”火车头实际使用的）。”对1分券原设计主景为美国汽车，认为不妥，定稿时也做了修改。10元券正面图景原为工农兵形象，朱德同志提出，现在是和平时期，还是不要“兵”了吧。于是定稿时便改成了工农联盟图案。

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在相关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精心设计，数易其稿，使这套人民币具有几个鲜明特点：首先，票面主景题材体现了国家性质和革命传统，如天安门、延安、井冈山，民族大团结等图案；辅币则反映了国家工农业建设；背面有国徽和汉、藏、维、蒙4种民族文字。其次，配色得当，票种间区别明显，易于识别，且印制用油墨耐酸、耐碱、耐晒、耐磨。再次，票幅尺寸档次分明，易于分辨使用。最后，版面设计精致，面值、花边纹饰工艺复杂，具有特殊防伪效能。制版工作由北京人民印刷厂承担，该厂为1908年兴建的晚清度支部印刷局，是中国近代第一家官办印钞企业，历史悠久，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该厂为承担印制新币，国家陆续投资七百数十亿元（旧币），三次引进先进设备，改建、扩建厂房及配套动力设施、库房等。新币设计方案确定后，自1952年7月开始，分别由北京、上海、天津、西安4个印钞厂先后开印，到1958年，基本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印制任务。

题字

第一套人民币印制发行于战争年代，条件有限，票版字体是由中共中央工委领导的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书写，为工整的楷体。

如今，人民币票面上“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可以说是流通最广、尽人皆知的“书法”。但书写者是何许人也？恐怕多数人未必知晓。这里也有一段故事。

第二版人民币的设计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为贯彻执行周恩来关于人民币代表国家形象，马虎不得的指示，使新币展示新的面貌，负责征集人民币票面题字的南汉宸行长，于1951年的某一天，专门从故宫博物院借得一支早年宫廷用的毛笔，皇家专用，其质量上乘自不必说。某日午间休息时，找到自己的老同学，也是同乡，当时也在中国人民银行机关工作的马文蔚，约请他到办公室。由于二人熟识，就拿出那一支毛笔，随意地问马：“你看这支毛笔怎么样？”对书法有着特殊爱好的马文蔚，一看就认定是一支十分珍贵的宫廷用笔，随口便说：“真是好笔！”南汉宸又说：“你写几个字怎么样？”此时，马文蔚才注意到办公室的书案上早已摆好了端砚、白宣纸和各色虎皮宣纸。马文蔚问：“写什么呢？”南汉宸说：“就写咱们银行的几个字吧！”于是，马文蔚提笔按照南行长的意思一连写了好几幅“中国人民银行”和“壹、贰、叁、伍、拾、圆、角、分”等字。当白宣纸用完了，就在各色虎皮宣纸上书写，马文蔚也没有问其究竟。事后，经南汉宸仔细审视筛选，挑出一套较好的放到一边。

不久，南汉宸将负责征集到的其他墨迹相比较，最后还是选定了马文蔚书写的字幅，它具有汉隶神韵，魏碑气度，力足丰润，刚柔并济，实属上佳之作。为适应制版的需要，墨迹原件送往北京人民印刷厂，又经设计人员对字迹做了技术性的润色加工，使之在保持原字体风韵的前提下，显得更为丰满、醒目。

书写者马文蔚早年曾供职国民党政府的金融机构，解放后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后又调出。1957年在“反右”风暴中被错打成右派，不久即返回原籍山西省阳曲县老家自谋生活。1978年获得平反，其时已74岁。1983年马文蔚偶然得知《山西日报》一则消息称，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字体是冀朝鼎（山西籍老同志，长期担任国际贸易部门领导工作）书写，颇感诧异，遂致信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表示报道有误。不久，总行专门派人前往山西阳曲县面晤马文蔚查证，在人民银行县支行领导陪同下于黄寨镇黄寨村一老旧的窑洞型瓦房见到了马文蔚，交谈了当年的情况，马并说道：他只是在见到发行了的第二套人民币时，才知晓当年南行长让他书写“中国人民银行”等字的意图，且自知人民币的印制属国家机密，虽难掩内心的兴奋与激动，但此事从来没有同任何人谈及。随后，总行来访同志又请马再书写一遍，此时，马已年近八旬，用笔已有些发抖，但所书字体与当年原迹一脉相承，字字逼真。这样，曾经的错误报道，不攻自破。直到今天，不仅各版的人民币仍一直沿用马文蔚所书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字体，从北京总行到各地方分支机构的牌匾，也都在使用它。

由于文字改革，汉字简化，“國”简化为“国”，“銀”简化为“银”，则是由北京印钞厂专家临仿，但“囗”、“艮”仍为原迹。

由于确认了马文蔚的贡献，总行指示阳曲支行帮助改善了其居住条件，并将其女儿调入银行工作。当地还安排马老先生为县政协委员，1987年又被聘为省文史馆特约馆员。不过，马文蔚老人终因年迈，于1988年辞世。

发行

发行新币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也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政治任务，它牵涉面广，工作量大，不仅是主持发行工作的中国人民银行责任重大，还关系到各行各业，乃至涉及到每一个人，如债权、债务，经济往来以及日常生活，等等。

确定新币发行的时机很重要。1955年，经建国以来数年的努力，统一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扭转了十多年严重通货膨胀的局面，从1953年开始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空前良好，这是发行新币时机最基本的条件。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具体时机问题，最初原本准备在1955年1月开始新币发行，后考虑到1月份临近春节，恰是历年城乡物资交流、市场供应的购销旺季，不宜分散精力。因此，国务院决定改为3月1日为发行日期。而为了做好宣传工作，安定人心，于2月21日由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人民币的命令》。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拥护发行新的人民币》社论。全国随之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工作，特别是针对人民群众在旧中国深受严重通货膨胀的痛苦，担心货币贬值，财产受损；部分群众害怕“露富”，怕人民政府“摸自己的财产底细”等想法，做了有的放矢的宣传，解除一些人的疑虑。2月22日财政部也发出《关于发行新币前后有关财务会计处理的几项规定》对各单位固定资产、债权债务、账簿单据、国际清算等，要求及时按新、旧币的比价折合换算。这样就使各单位和广大群众都有了较为从容的思想与组织准备的时间。

新币纸质精良，印制工艺水平高，均印有汉、藏、蒙、维吾尔4种文字，便于在少数民族地区流通。

新旧币折合比率十分重要，经过慎重研究，规定为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这一比率的根据主要是：（1）以抗日战争前黄金1两（旧制16两=1市斤）约为80元至100元，上述折合比率与金价大体适合。（2）这一比率符合市场实际，当时市场大部交易多以“万”计，一般以“千”起码，“百”为最小单位，这一规定便于计价。（3）有利于维护人民利益，它简单方便，易于计算，兑换时不致过于繁琐。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新币、旧币的发行、兑换。旧币截至同年4月1日停止在市场流通使用，但在4月30日前仍可到人民银行兑换；5月1日停止收兑，从而为人民群众兑换旧币留下了足够的时间。

2月28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国家监察部关于各级监察机关监督检查新币发行和旧币收回、销毁工作的指示。3月1日新币发行的当天，《人民日报》再次发表题为《做好新人民币发行工作》的社论。同日还发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与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就新币发行、兑换等具体问题作了说明。

中国人民银行为做好发行、兑换工作，总行做了专门部署，要求广泛宣传发行新币的意义，介绍新币的种类和优点，兑换比率的依据，以及严防内外敌人破坏等等。同时，要求实际工作人员认真执行操作规程，实行复核制度，发扬工人阶级忘我劳动精神，保证顺利完成新币发行工作。各级银行除设兑换专柜外，还在城乡增设兑换站和流动兑换小组，并委托国营企业、供销社、信用社协助兑换，使全国兑换机构达7.3万多个。同时规定，兑换要做到不分公私、不分阶级、不问数量、不论现金与存款，一律按国家规定的1：10000比例无差别兑换。这是早在1953年9月，陈云主持起草关于发行新币给中央的报告时就已提出的，由于当时有人主张采用苏联1947年货币改革按不同对象、现金和存款数量实行不同兑换比率的政策。而根据我国国情，为照顾工农群众和私人资本的利益，采取等价划一、无差别兑换政策的意见，并得到中央的批准。至6月10日，新币已在市场上全部取代了旧币，中国人民银行收兑的旧币，占2月底新币发行前夕市场货币流通量的98.1%，表明发行新币的工作已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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