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实际上从1955年就开始组织设计了。在设计方案中，从一角到十元，正面图案采用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武汉长江大桥”、“纺织车间”、“女拖拉机手”、“车床工人”、“炼钢工人”、“人民代表步出大会堂”等。不过在设计之初，“五毛”的图案，并不是“纺织车间”。

1959年初，中国人民银行上报新版人民币方案时，周恩来总理曾作出详细的批示。其后，美术专家和印制专家反复修改，拿出了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稿。半年后再次上报设计修改稿。不过，“五毛”的设计方案没被认可。于是，当其他面值的人民币设计方案被国务院认可并开始制造流通，“五毛”依然没见踪影。

对于“五毛”的设计，周恩来总理在审批设计稿时提出：“角券中是否用一个轻工业”。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1972年7月24日再次上报设计稿样，7月26日被国务院批准，因此，票面年份为“1972”年。这版“五毛”，成了第三套人民币中最后“出生”的。

1“五毛”上的女工之一是我

1972版五毛钱纸币，不过巴掌大小，蓝色成为其主色调。在这版纸币的正面，是一张纺织厂细纱车间的图案。细纱车间图案中绘有三位纺织女工，左边是个正在换粗纱的女工，右边是个巡回中的挡车女工，正中央则是一个推着落纱机的女工--这，就是我。

我在北京汇文一小上的小学，中学上的是女八中。1966年高三毕业，正准备迎接高考时，“文革”开始了，求学之路戛然而止。

不幸接着降临，1967年6月8日，父亲蒋光鼐因癌症医治无效与世长辞。6月1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的右下角，登出了父亲的讣告--“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逝世……”。父亲的追悼会也是这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周恩来总理参加了追悼会。

父亲在病危时，曾对母亲说：“以后要是没有人养你，你就去做工吧。”父亲去世后，母亲得到了民政局给三级干部遗属发放的500元抚恤金，以后就没了经济来源。那时，我的哥哥姐姐们或身处逆境，或发配外地，只有我在北京，能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而摆在我面前的路似乎也只有一条--上山下乡。我想的最多的是，如果我去上山下乡，谁来管母亲？

2周总理的关怀

母亲患有糖尿病、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等多种疾病，每次发作都要立即送医院注射西地兰。如果我离开北京，母亲再无人照顾了。万般无奈，我以母亲的名义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等待了三个月，终于在1970年新年到来之前有了回音。

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我被安排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棉纺分厂，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

记得发行这张纸币的那个月，我们每个人的工资里都有一张这样的新币。发工资那天，我还没进厂，路上碰见了我师傅的女儿，她远远就冲我喊：“钱上有你！”当时我未解其意，等进了车间，师傅才告诉我，以前在我们车间照了许多相的那些人，就是这张五毛钱的设计人员。这张钱中间那个推落纱机的女工，就是照我的照片画的。

第三套人民币五角记载了一个普通女工的一段传奇经历，同时也记载着周恩来总理的对广大人民的亲切关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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