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拍，一件1910年库伦寄北京快信红条封以4623000元人民币成交。拍卖前，这件红条封的估价在100万-200万之间，而最终的成交价竟超出预估价数倍，只因信封上多了四个字：加紧信件。

要说这“加紧信件”，必须说一下清朝的民间信件和邮政官局。当时的民信局收投民间信件，方法灵活便利，采取挨户兜揽，等候书信，立收立投，而邮政官局却规定寄信人必须亲往邮局购买邮票投入信箱，群众甚感不便。读到这里你可能觉得似曾相识，对，这种情形，就如同现在的快递和EMS。

终于，为了与民办信局“公平竞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大清邮政制定了快信章程，决定开办快信新业务。在《光绪三十一年大清邮政事务通报》中专事记载了快信开办的过程：“本年秋间，另立快信之法此法三年以前业经倡议，其用意系因天津、北京时有要信愿为加费迅寄惟因事机不便，故未实行。本年上海地方查看情形，又经提议请办。是以邮局特为起办，加派专差，遇有欲寄快信者，无论局内街前，均有专差妥为接应。其寄费每件洋银一角，无需粘贴邮票，只以三联执据为凭”。此项“三联执据”即是大清邮政局正式发行的专为加紧信件使用的快信邮票。

在《交寄快信章程》规定了快信的资飞、手续等，并附有可寄递快信的各地51处邮局名称，其中也包括篇首提到的蒙古库伦，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蒙古地区有快信业务，但在过去100多年中，从未发现清代蒙古地区寄出的快信封，此原因经推论有以下两点：

一是当时库伦寄北京的邮程约12-15日不等，而此快信邮程为11日，并不比平信快许多，而平信邮资为4分，快信邮资为10分，邮资却为平信的2.5倍，相信大多数的人不会去选择多花钱但并没有快很多的服务，所以此业务在库伦发展并不活跃。

二是快信业务虽在蒙古地区开展，但快信邮票并未在蒙古地区发行，因此邮局纳10分快信邮资，而快信业务中邮递员之奖励无法提取，这也可能是蒙古快信无法发展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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