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张500元面值的钞票递进浙江永康火车站的售票窗口时，售票员恍若穿越到半个多世纪前。今年11月15日上午，一位八十出头的老人家，掏出一张皱巴巴的500元大钞要求购买去往丽水的火车票。钞票上印着“伍百圆”、“中央储备银行”、“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印”的字样，这不是人民币，而是一张民国时期的旧币，印制于1943年，早已不再流通。

　　首先披露此事的媒体《钱江晚报》报道中写道：“1940年物价开始大涨，到1944年，1斤米涨到了42元。后来，民国政府继续大量印制货币，特别是从1946年后，通货膨胀更加疯狂。1949年，民国政府曾印制了一张60亿面额的纸币，但只能买到70粒米，约为现在的1分钱。”显然，该报道内容出现了偏差，搞错了老大爷手中持有500元钞票当年的发行者，将之称作为“民国政府”。事实上，1946年开始印刷大面额钞票的民国政府，并非是大爷手中此张500元纸钞的发行者。

　　那么，这张500元到底是谁发出的？民国时期到底有哪些纸币？这些纸币后来又遭逢了怎样的命运呢？

　　伪钞而非假币

　　永康火车站这位购票的老人手上，500元面值的钞票皱巴巴，票面上可见孙中山头像，以及“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印”，钞票的反面图案则是中山陵，并附有“1943”字样。可见，这张钞票很可能确实是民国三十二年也就是1943年印制。然而，笼统地称这张钞票是民国政府所印，却很不严谨。从钞票上“中央储备银行”字样，可见这是一张中储券。所谓中储券，系汪伪政权印制发行。

　　汪伪政权，乃是汪精卫从重庆叛逃后，于1940年在日寇扶植下成立的伪政权。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重庆。到越南河内后，发表降敌“艳电”。1939年，汪精卫由日本特务护送到上海。在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所著《高陶事件始末》一书中，曾记载了陶希圣在汪精卫身边的一些见闻。陶追随汪精卫后又幡然醒悟，到香港公开披露汪精卫与日本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详情，并回到重庆效力于蒋介石政府。后来陶希圣曾提起，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王伯群旧居(如今的长宁区少年宫)与日本签订《纲要》时，看了《纲要》详情后说：“这哪里是卖国条约，中国岂是我个人能卖得了的？这不过是我汪某人个人的卖身契罢了。”

　　连汪精卫内心都自认为自己做了卖国贼，但表面上还在推行一套曲线救国的歪理邪说。为和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汪精卫政权自称是合法的国民政府，并沿用了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青天白日标志和中华民国国歌作为“国旗”、“国徽”和“国歌”，另加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1943年后则完全采用未经修改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国旗”。

　　这张500元的中储券，恰恰是印行于1943年。发行中储券的是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中央储备银行系由汪伪政权向日本借款作为资本开张的。借款额为1亿元“自由日元”——即可以随时换成外汇的日元，俗称“老头票”。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钞票，称为中储券，从1941年开始发行。既然是汪伪政权发行的货币，即使老大爷手持的这张纸币确系当年真钞，也应该是一张伪政权的钞票——伪钞。

　　中储券如今是否有收藏价值呢？上海银行博物馆副馆长徐宝明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储券根本不值钱。以500元面值纸币来说，如果是品相全新者，大约价值人民币100元。如果品相差的，可能也就值十几块钱人民币。”

　　乱世货币混战

　　有资料显示，截止到1945年9月，中储券共发行钞票4.6万亿元。在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的国民政府试图在全国范围推行法币。1945年11月，蒋介石政权宣布中储券禁止流通。同年，国民政府宣布法币兑换中储券的比率为1比200。相比1941年汪精卫伪政权宣布的法币兑换

　　中储券100比50，做个简单的算术——如果1941年持有100元法币，被迫兑换50元中储券，到1945年50元中储券只能换回0.25元法币。沦陷区小户人家，大部分因此而破产。

　　中储券100比50，做个简单的算术——如果1941年持有100元法币，被迫兑换50元中储券，到1945年50元中储券只能换回0.25元法币。沦陷区小户人家，大部分因此而破产。

　　民国史学者完颜绍元告诉《新民周刊》：“抗战胜利时，国军还在大后方，突然接收沦陷区，此时推行法币，兑换沦陷区的中储券到底该以怎样的比率兑换，其实是一个金融问题。”

　　完颜绍元称，当时蒋介石曾委托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东方经济研究所所长邓葆光少将，让他们估算法币兑换中储券的比值。邓葆光还有一个职务是国民政府上海敌产处理局逆产组长，后来由于“通共”，于1950年在香港街头身中九刀，保全性命后回到内地，竟然又牵连上潘汉年案，直到1980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为邓葆光彻底平反，遂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后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言归正传。周作民与邓葆光测算出法币兑换中储券的比率应该是1比50。当国民政府宣布比率1比200时，就连周作民和邓葆光都不敢相信。完颜绍元说：“无疑，这一比率代表了孔祥熙、宋子文们的利益。由于此利益集团的坚持，导致法币兑换中储券成为了国民政府对沦陷区人民的一场抢劫。”

　　抗战后期，法币在大后方已经贬值，可那些拿着法币来到沦陷区的接收大员，发现在新光复了的国土上法币突然相当值钱了，于是就胡吃海喝，大肆抢购物资。“损失最大的无疑是中下层老百姓，虽然他们本身没什么钱，可有着大量游资的老板们，无疑会将法币兑换中储券后的巨大损失转嫁到他们头上。”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孔尚任创作于17世纪的《桃花扇》中的词句，竟然恰如其分地应验在蒋介石政权身上。推行法币之初，正值1935年。当时国家币制不统一，市面上的硬通货币是银元，而各地军阀大多以自己发行的军用票供应流通。周作人曾回忆，1912年自己曾被任命为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某科科长，领过一回薪水——大洋90元，可领到的并不是现洋，而是浙江军政府发行的军用票。而他去北平教书后，领到的又是北洋军阀发出的军用票。

　　贬值背后的最后挣扎

　　蒋介石推行国家统一货币——法币，在抗战后期于1943年跻身美苏英中四强，到1945年抗战胜利，及至1948年末内战三大战役统统输光国统区经济崩溃，然后就是败退台湾。当年一幅政治漫画，点明了法币的购买力下降曲线——发行于1935年的法币以100元论，1937年可以购买两头牛，1939年可以购买一头猪，1941年可以购买一袋面粉，1943年可以购买一只鸡，1945年可以购买两只鸡蛋，1947年只能购买一块煤。

　　法币的发行量，更可以说明问题。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000亿元。到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

　　此时，票面上印有孙中山头像的法币彻底崩溃。当然，除了蒋介石政权滥发钞票以外，在抗战期间，日寇大肆进行经济战。1937年抗战爆发后，东条英机亲自下令秘密设立日本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隶属于日本陆军行政本部，进行谍报作战的技术研究，包括毒气、气球炸弹、伪钞的研制。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香港沦陷，中国造币厂在香港的一些法币版本被日本获得，还有一些半成品。由此，大量的假钞流往了重庆。1940年，日第九科学研究所主任山本宪藏等人再次成批伪造法币，经过特殊工艺揉搓后，将其变成旧钞，秘密运抵中国。日本人甚至用假法币在外资银行兑换外汇后，在国际市场购买大批军火。

　　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则展现了法币崩盘，国民政府推行金圆券时期的国统区惨景。

　　国民政府1948年8月19日以总统命令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当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

　　哪曾想，印着蒋介石头像的金圆券，贬值的速度比法币更快。至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竟达130余万亿元，超过原定发行总限额的6.5万倍。票面额也越来越大，从初期发行的最高面额100元，到最后竟出现50万元、1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1949年，国民政府甚至印制了一张60亿面额的纸币，但只能买到70粒米。

　　上海收藏爱好者朱昌德手里藏有五角、一元、一万等好几种金圆券。朱昌德称：“许多金元券钞票在市面上没有发行过。比如五角的纸币，棕灰色，原来国民政府请美国德纳罗印钞厂印刷的，等到运回中国，已不值钱了，所以就没发行。但有人通过内部搞到，我父亲也弄到一张给我。”

　　在金元券垮台之际，国民政府也随之垮台，可其仍在做垂死挣扎。1949年7月4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布，发行银圆券，1元银圆券含纯银23.49克，金圆券5亿元折合银元1块和兑换1元银圆券。

　　按照完颜绍元的话说：“孔祥熙最大的本事就是搞通货膨胀。”

　　在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邓伟志教授看来，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国民党政权，带得走黄金却带不走民心。邓伟志日前写了篇关于《北平无战事》的剧评，其中提到：“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结局中，北平地下党与北平银行行长方步亭的那番对话。方即将调台北银行任行长，他认为北平金库的黄金白银是搜刮的民脂民膏，不应带给国民党。可是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劝行长带走。……地下党负责人说：‘把黄金白银运走，把民心留下。’……如此精彩的对话，是不是艺术加工出来的？不是的，历史事实就是这样。北平地下党的刘仁就是这么说的。”

　　如今，当八十开外的老大爷掏出500元面额的中储券买火车票，想来他也并不想登上时光列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