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考古事业的发展，在辽朝腹心地区的一些遗址中，经常有珍贵辽钱出土，而几批辽钱窖藏的出土，尤其引人注目。一些地方的钱币学会，先后召开过有关辽钱的专题学术讨论会，一些钱币刊物也出过辽钱专号或辽钱专栏。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辽钱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辽钱研究工作也确实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由于一些问题没有及时得到澄清，在辽钱研究中，确实出现了极为混乱的状况。为了正本清源，特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契丹何时始铸钱币问题的提出

契丹何时始铸钱币问题，是当前辽钱研究争论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其它很多问题都是由这个关键问题派生出来的。

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钱币学界的老前辈郑家相先生。他说：“辽史食贷志，先王撤刺的，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史氏明言辽地多铜，且尝造币，则天赞之前，必有所铸。今据历次辽地发现之实物以及旧谱未及考定之泉品，而研究其制作文字，确具辽以前风气者，小钱则有通行泉货、开丹圣宝、丹巡贴宝，大钱则有百贴之宝、巡贴千宝，又有大小千秋万岁钱及异文大钱类大泉五铢四字者，亦皆辽以前之行用正品，非吉语压胜钱也。盖太祖以前，契丹立国虽久，而组织未备，年号未立，故钱不一，钱文英定，尚有以五铢称者，更见其为最初之物。”

他以《辽史·食货志》中撤刺的“始造钱币”的记载为依据，从而提出辽代在建国前即铸造钱币的观点，并把传世的和旧钱谱中著录的一些无考钱如“通行泉货”、“开丹圣宝”、“丹巡贴宝”、“百贴之宝”、“巡贴千宝”、“千秋万岁”、“大泉五铢”等一概归到辽朝建国前所铸的钱币中去。

契丹建国前的一段时间几乎成了各种无考钱的收所。郑家相先生是有名的钱币专家老前辈，他的《辽钱考》是系统讨论辽钱的创始之作，因而他几十年前的学术观点在辽钱研究中至今犹有深远影响。

二、郑家相先生并没有把契丹史放到中国通史中去进行宏观考察

在这里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权威的作用和如何对待权威的问题。学术权威一般由于功底深厚和治学严谨，往往能独具慧眼，阐发别人想不到的新问题，提出独到的学术见解，促进学术向前发展。但也有个别权威在个别时候往往对新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凭主观想象武断地乱发议论，贻误后学非浅。

我们对待权威学者或权威著作的态度首先应当是学习，学懂学透其全部学术观点，充分掌握其学术精华。其次是善于分析和比较，既分析权成本人之短长，又比较各家之短长，择善而从。第三是对权威不要迷信和盲从，要敢于怀疑权威的失误之处，敢于与权威争鸣。当发现了权威著作的失误之后，敢于扬弃这种失误之说而不墨守成规，要独辟蹊径，通过深入研究和各种证据去建立新的学说，也就必然推动了学术向前发展一步。这几乎成了学术向前发展的必然规律。

毋庸讳言，郑家相先生虽然是钱币专家，由于他对契丹史的研究不如契丹史专家深入，因而他的建立在这种史学知识基础之上的辽钱学说也就不见得正确，甚至可以说包含着相当多的主观臆断成分。

他没有把契丹史放到中国通史中去进行宏观考察，也没有把契丹史与中国北方其它民族史去进行比较考察，更没有把契丹钱币史放到契丹经济发展史中去进行历史的考察。游离于深入的辽史研究之外的孤立的辽钱研究也就必然容易失误。

三、少数民族在开国前不敢轻易地自行铸造钱币

倘若他进行了上述的考察，他就会发现契丹为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它所建立的辽朝是我国正统王朝之一，它的历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过统治祖国部分地区或整个中国的政权或王朝者，在契丹之前有匈奴，拓跋鲜卑建立的魏，宇文鲜卑建立的周，突厥、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等。在契丹之后有女真人建立的金、蒙古人建立的元、满洲人建立的清等。这些民族都没有在开国前铸造过钱币。

被契丹灭掉的渤海国不仅在建国前没有铸造钱币，建国后在其存续的229年中也始终没有铸造钱币。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少数民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开国前，一般都在中原王朝的统辖之下，虽然有叛服不常的情况，但还没有意识到要取中原王朝而代之，因而不敢轻易地自行铸造钱币。待他们发展壮大，乘机起事并建国后才有可能把铸钱提到议事日程。

唐代末年，虽然藩镇割据，但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犹能控制契丹。即使在契丹建国后，耶律阿保机还于梁开平二年(908)五月遣使去梁求册封，这说明直至此时契丹人还尊中原皇帝为宗主。在此之前，怎么能够设想契丹人铸造钱币呢？

契丹经济的发展，在撤刺的时期，还没有达到非自行铸造钱币不可的地步。众所周知，即使在契丹建国后，在经济发达的上京地区也还存在着“交易无钱而用布”的情况。契丹建国后虽然铸造过钱，但种类不是很多，每种的数量也不多，早期的更少，如“天显通宝”、“天禄通宝”传世的犹如吉光片羽，极为稀少。辽代后期所通行的钱也多数是从中原流入的钱，自己铸的所占比重很少。例如林西县三道营子天庆年间的窖藏中出土钱二十余万枚，仅有辽钱246枚，其中还包括一枚有争议的“通行泉货”，辽钱仅占千分之一点二。

辽朝建国后的情况既然如此，怎么能够设想其建国前铸出如《辽钱考》所举的那么多“行用正品”钱呢？

四、《辽史食货志》中的“始造钱币”不能当史料引用

早在郑先生的《辽钱考》发表前四年，我国著名辽史专家冯家升即发表了《辽史源流考》，对《辽史》进行了探本求源的深入研究。根据冯先生的研究成果，元代修《正史》时，《食货志》并无底本可抄。现在《辽史》中的食货志是修史者从本纪列传等部分摘出一些有关材料加以拼凑改写而成。我们细检《辽史食货志》中的每一条材料几乎都能在《辽史》的其它地方找到原始依据。这种硬湊成的食货志既支离破碎不成系统，又与其它部分重复，更简短得几乎不成篇幅。修《辽史》者对于摘抄出来的原始材料由于理解性的错误，因而在转述和改写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段落与原始材料有抵牾的地方。

《辽史食货志》中“鼓钱之法，先代撤刺的为夷离，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这段话的原始根据是《辽史太祖纪下》中的“玄祖生撤刺的，仁民爱物，始置铁治，教民鼓铁，是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修《辽史》者从本纪中抄出这段诘后，根据自己对“鼓铸”一词的理解，加以发挥而写成了食货志中的那段话。

“始造钱币”四字只不过是修《辽史》者自己对“鼓铸”的理解而加的“画蛇添足”之词，根本不是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陈大任《辽史》中的话，因而它不是原始材料，所以不能当史料引用。“始造钱币”即是“蛇足”之词，建立在这句话上的一切立论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学术观点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对史料鉴别的水平问题。

当代著名的辽史和契丹史专著多不采撤刺的始铸钱币说。陈述先生的《丹社会经济史稿》说“这种说法未必可信”。张正明先生的《契丹史略》则说“‘始造钱币’是查无实据的”。蔡美彪先生的《中国通史》第六册和杨树森先生的《辽史简编》也不采撤刺的始铸钱说。足见史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综上足以说明契丹在建国前不具备铸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不存在这方面的可靠史料。其铸钱的上限只能是建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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