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开一回忆，造币厂厂长是刘七，副厂长姓李，有六名技师，姓杨的师傅管炉子，李师傅管洗坯，张师傅管碾片，吴师傅管口铜。造币厂共有职工四十多人，大都是从绥定府请来的，也有从南部县新政坝和巴中县来的。造币厂迁到城坡里，设在张家四合院子，为了便于安装机器，把屋内的一些墙壁都打通了，在堂屋背后右边露天坪上，放置炼铜炉，堂屋和其两侧正房里放置碾片机，左边放有一个淬火炉，堂屋左手下边耳房，是洗坯房，右手下边耳房，上面是厨房，下面是司务处，堂屋隔院正对面的厅房里面，右边是印字股，左边是印花机。中间的板壁上挂一个大木扳，木板上每天公布当天各班工人的值班名牌，工人们上班先看牌子，根据牌子上标示的分配工种，到相应的车间去工作。由此处往外走，正中是二门，二门前面还有大门，大门是非常坚固的栅子门。

工人按照机器和操作过程编班，依次有化银或化铜、碾片、淬火、冲坯、滚边、洗坯、印花、再淬火、磨光等程序，最终才算制造成功。这些工序中，只有化银子需要加夜班，一班是六个人操作：两个人拉风箱，一人上炭，烧的是岚炭，一人堕下板，一人上油即将油刷在模具上，一人端瓢上水。每日白天搭，晚上化料，可以化四五锅盖银子，这些银子都是用银块、首饰和散银子作原料。化好的银子再由碾片机压成三指宽，与银元差不多厚，形状像海带那样的长银片。操作过程中，除喂银和检片的工人外，单是绞碾片机的轮盘就要用八个人绞一部机器，这八人的劳动强度很大，六个小时一班，白天两班，昼夜加工就是四班。淬火工种是两人操作，平时不换班。冲坯由两个人扳机器轮子，一人喂片，一人接片，出来的铜片子就是一个个没有字，但是和银元大小厚薄一样的圆形坯饼了。滚边机由一人喂片，一人绞车，在圆片的边道上滚出一道道的齿纹。洗坯用四个人，印花机上有七个人操作，四个人扳桩，掌管印花的、喂片的、接片的各一人。这样制造出来的银元还要经过两道程序方能最终完成。其一是淬火，用锂水加水洗过，使银元敲起来响声清脆；二是磨光，用刻有和银元大小一样，厚度相同的圆槽方盘，在每个圆槽里放上一个银元，抹上细沙子和水银，共四五个人，各拿一个盘子，用布来回地磨搓，使银元上光发亮，这就是最后一道工序。完成这道工序以后就可以清点交数了。

制造铜元和制造银元的工序大体一样。只是要更换冲坯的模子和印花的模子，铜元也不用镖水兑清水去洗。磨光的工序则是放进机器中用手摇动机关，让铜元在内部相互摩擦就可以了。一般来说，制造铜元比制造银元需要更大的压力和动力。因为银比铜软，铜元坏饼在被印花时则要比银元坯饼需用更大的压力。

川陕省苏维埃石印局和造币厂，在通江县城内和迁到苦草坝城坡里造币，迁到得汉城印钞，先后加在一起，时间不到两年。陕西铜元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仿造的。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红军仿造陕西铜辅币的环境还是很艰苦的，制币生产时常处于战火之中，但是当时红军和工人师傅们不畏艰险，坚持从事生产。直到1934年底，阴历年以前，停止了造币，川陕红军组织了运输队伍，把造币厂、石印局的机器，还有兵工厂的机器都从通江苦草坝搬运到巴中，以后又运往旺苍坝、中坝、松潘等地随红军北上抗日。

当年，造币厂的技师和工人有四十多人，经常住在城坡里，吃穿也都是由公家管，每人都发给一套红军被服厂做的式样相同的工作服。伙食也开得比较好，几个工人围上一桌，吃大蒸钵装的菜，只是缺盐时还用糖炒过菜，在南部打盐井成功后，情况就得到了改善。造币厂对于工人，尤其是对技师根据当年的地方风俗多有照顾。川陕省造币厂有一整套的管理制度，除平常正常生产外，一般不加夜班，化银铜除外，如遇军事急需用钱，也加过夜班。但是重视保护员工的权益，加班多有奖励和奖品。平时员工下班后，考虑到劳动强度大，人比较累，所以不安排过多的学习任务。有时还允许员工到永安街上玩一玩，但进出厂区都有严格的检查制度。川陕省造币厂的员工都佩戴一块长方形的布，布上用红色油墨印有圆形图案，标有“川陕省造币厂”几个字，还编有号码，员工凭此进出厂区。厂区的进出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红军派驻一班人驻厂，每天轮流武装守卫执勤。总体说来，川陕省造币厂制度规范，管理严格，适应了当时战争环境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货币市场，冲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助力了川陕根据地金融事业的发展。

四民国陕西铜辅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民国时期，陕西积极谋求制造铜辅币既是形势所迫，同时，也是“市场壅滞，刻拟鼓铸铜元，藉资周转之需”，制造铜辅币在客观上起到促进经济发展，便利流通，以利金融的实际效果。随着陕西铜元的制造和陕西一二分铜辅币的行用流通，陕西金融和省内货币也日渐趋于统一，经济形势大为好转，省内逐步稳定。

陕西铜元的制造也是陕西工业化发展进步在制币领域中的具体表现。民国陕西铜辅币的制造，使得以新式机器制造的陕西铜元迅速居于辅币中的主导地位，从造币方法看，陕省机器制币渐趋成为主流造币体系，完备完善了陕西历史钱币制造体系。众所周知，世界从古到今绵延不断的只有两种货币依系、中国钱币体系和希腊钱币体系，也有将其划分为四种钱币体系的论断，李铁生：《世界四大钱币体系》、《金融时报》，2000年10月29日。1无论是四神钱币体系还是两种钱币体系、中国钱币体系都是举足轻重，意义非同凡响的重要钱币体系。自古以来、中国钱币体系的重要出源和形成地就是陕西、而陕西钱币体系的完备完善必然不能脱离民国陕西铜辅币即陕西铜元的制造和流通使用。因为没有陕西铜元的制造与流通使用、那么整个陕西钱币历史文化体系，尤其是钱币制造体系就会断裂，缺少重要环节而不完备。因为，历史上著名的钱币体系和制度多出源并形成且成熟于陕西域内。如株两钱币体系、以开元通宝为代表的宝文钱币体系等。

这些历史钱币从制造方法上讲都是属于人工浇注法钱币制造体系，而陕西铜元则是运用近代新式机器动力冲压造币，是更为先进的造币体系，也是钱币制造近代化的重要表征。机制铜辅币作为近代流通行用货币，历时虽短，但它却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钱币制造的固有模式，这种制币方法解决了传统制币难以解决的动力匮乏难题，大大提高了钱币制造效率。它一头联结着传统的浇铸制币模式，一头联结着现代大机器强动力冲压制币的划时代造币模式。所以说，民国陕西铜元的制造与行用流通使得陕西钱币文化体系，尤其是钱币制造体系完备、完善和完整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才使得中国货币文化体系放射出更为耀眼的光芒。

更应该重视的是上文已经详细论述了红军仿造陕西铜辅币的史实，因此陕西铜元中必然蕴藏着失落的，被遗忘的珍贵革命文物，是名副其实的，失落的遗珍。川陕红军仿造的陕西铜元无声的谱写着那段我党我军不忘初心，矢志不移，努力奋斗，发展经济金融事业，对敌进行不屈不挠的，艰苦卓绝的经济金融斗争史。同时，陕西铜元极可能是近现代历史上唯一一种由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土匪王三春部以及民间都曾制造或仿造过的铜辅币，这在中国近现史上是唯一一例由这四方面力量大体同时制造或仿造的货币。这在近现代金融货币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至于哪一种陕西铜辅币是红军仿造的，仿造了多少，如何辨别，这则是我们需要努力探索研究，进一步仔细求证辨别的。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我们忽视的陕西铜元中必然混杂有这种川陕红军仿造的弥足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一—陕西铜元。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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