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版的人民币5分纸币正面右侧，印着一艘巨轮，它就是共和国成立前夕起义，并升起五星红旗的第一艘商船“海辽”号。前不久，曾参与“海辽”号起义的汪更生老人，向笔者讲述了当年“海辽”号起义那段惊心动魄的航海历程。

　　本文摘自：《辽沈晚报》2009年5月25日第8版，作者：佚名，原题：《伍分纸币背后的红色记忆》

　　2007年4月1日，新中国第二套人民币中的纸分币退出流通市场，那版主色为墨绿色、浅翠绿色相间的伍分纸币也在其中。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该版纸币正面图案，记载着一则惊心动魄的故事：1949年9月28日凌晨，国民党招商局的“海辽”号客货轮拉响了起义的汽笛，正开足马力向着已经解放的大连港全速前进！这款1953年版的纸分币，作为商品流通的凭证，曾在亿万中国人手中流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然而，“海辽”轮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高举义旗的果敢行动，却应成为永久的红色记忆。

　　“海辽”轮在中共香港工委领导下起义

　　1949年1月下旬，平津战役取得最后胜利。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以及上海等沿江大城市，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卷土重来，令国民党招商局一分为三，一部分船只留在上海，大部分船只开始向台湾、香港撤退。

　　招商局原名轮船招商局，是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了解决清政府漕粮运输困难，于1872年设立的中国近代第一家民用航运企业，总局设在上海，沿江沿海开设了南京、汉口、香港等19个分局。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招商局实行接管。新的招商局承担了国民政府的大量民运和军运任务。

　　解放大军南下，迅雷不及掩耳。中共香港工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国民党政府驻港企事业单位，包括香港招商局，开展积极的统战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对外贸易机构——华润公司，正好与香港招商局和所属的船队有着密切的业务往来。中共香港工委决定，由华润公司直接参与策反招商局在港船只的联络工作。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特别是东北解放区的出口商品在香港打开销路后，华润公司有了较大的发展。1948年秋，在护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之初，公司总经理杨琳（原名秦邦礼，系博古的胞弟）就考虑，要扩大国际贸易往来，靠租用苏联货船不是长久之计。经请示中共中央书记处，华润公司买下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3000吨客货轮，取名“东方”号。当时大陆沿海尚未解放，外籍船只往来行驶相对比较安全。

　　因为是自己的船，承担的又是秘密运输任务，杨琳请中共香港工委书记方方从工委系统内帮助物色一名熟悉航海业务的高级海员，欲让其担任“东方”轮船长。方方推荐了时年40岁的厦门港引水员、中共厦门地下党工委书记刘双恩。

　　由刘双恩物色、推荐，中共香港分局协助审查，“东方”轮很快配齐了大副、二副、三副、报务员等主要船员，其中有15名共产党员。为了便于与香港港务局打交道，理顺加水、加油、生活供应等事务，总经理杨琳还决定在华润公司名下成立华夏船务公司。中共党组织调上海海关地下党员王兆勋任华夏船务公司经理。

　　1949年4月，“东方”轮迎着解放战争胜利进军的春风，满载着解放区急需的货物，终于启航了。“东方”轮凯旋时，上海已经解放，国民党招商局总部被人民解放军接管。而国民党留在上海的只有30多艘小海轮，其余70多艘海轮由台北招商局控制、调遣。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抓紧策反工作，不要让停泊在香港的船只再驶向台湾。中共香港工委副书记潘汉年找到杨琳商议，决定通过刘双恩实行重点突破，相机开展策反工作。经过认真周密的思考，刘双恩选择了“海辽”轮。“海辽”轮是国民党招商局的一艘大海轮，执行上海至厦门的客货航班。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军队已经溃不成军，随时准备逃离大陆。正逢岁修的“海辽”轮，也被急于溃逃的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征用，以抢运物资、撤退军队。警备司令部对应征船只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包括所有船员不得擅自离船等，违者以军法论处。“海辽”轮船长叫方枕流，时年33岁，江苏无锡县人，毕业于上海海关总署税务专科学校。抗战后期，刘双恩在“峡光”轮任船长时，方枕流任大副。其间，刘双恩曾多次送进步书籍给方枕流看，与他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后来，方枕流成为“海辽”轮船长，刘双恩被调到厦门港任引水员，但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海辽”轮突然驶进香港锚地

　　“东方”轮首航成功后，不断往返于香港与大连、天津之间，把东北的木材、大豆、猪鬃、人参和中药材等源源不断地运往香港销售，又在香港采购橡胶、棉花、钢材、机电配件、轮胎、汽油、药品、军鞋、麻袋、纸张等解放区急需的货物。6月的一天，刘双恩的“东方”轮和方枕流的“海辽”轮同时停泊在香港锚地。看到“东方”轮满载着紧俏货物南来北往，而“海辽”轮却在给国民党拉军差，方枕流的心情非常沮丧。刘双恩趁机与他彻夜长谈。

　　刘双恩首先向方枕流通报了招商局“中102”登陆艇配合国民党嫡系第三伞兵团在海上起义的消息。伞兵三团是奉命撤退到台湾的部队，团长刘农畯和副团长李贵田都是共产党员。接到撤离命令后，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共产党员段仲宇，直接安排由“中102”登陆艇负责承运伞兵三团。4月14日下午，“中102”艇满载着伞兵三团2500名官兵和大批军事装备驶出上海港，伪装南下福州，途中却秘密转向北上，驶抵连云港解放区。毛泽东和朱德复电，嘉勉刘农畯团长和全体起义伞兵，祝贺他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

　　听到这个消息，方枕流非常兴奋，决心效法“中102”登陆艇率船起义，早日脱离国民党的控制。刘双恩叮嘱说，一定不能盲动，要等待时机，做好充分的准备。原来，招商局害怕所属海轮出逃解放区，对每次航行的燃料控制得非常严。而从南海各港口驶向大连港，必须储备足够10天航行所需的燃料，以及足够的淡水和食品。

　　8月下旬，“海辽”轮被调往海南岛南端的榆林港拉军差。在驶返黄埔港（今广州港）途中，方枕流以加油为由，于9月15日突然将“海辽”轮泊进香港锚地。他找到刘双恩，联络起义事宜。他态度坚决地表示，这次，“海辽”轮已经准备了足够的油料，直接驶向大连港，机会难得！

　　刘双恩和方枕流仔细研究了航行路线，为了避开国民党军舰和雷达的搜寻，决定“海辽”轮在离开香港后，立即向马尼拉航线南行，穿过巴林塘海峡，转向进入太平洋，然后在远离台湾东海岸的公海绕道北上，经日本海域，沿朝鲜西海岸北驶进入渤海，最后驶向大连。方枕流表示，他和船上的骨干已做好准备，控制了驾驶台、机舱、电报房等要害部门，万一在航行中被国民党海军发现，就与敌舰同归于尽。

　　方枕流走后，刘双恩立即将情况向华润公司领导作了汇报。经中共香港分局批准，成立了由船长方枕流、报务主任马骏、二副席凤仪组成的“海辽”轮起义领导小组。杨琳在香港九龙南国酒家为方枕流饯行。席间，杨琳秘密接见了方枕流。他代表中共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欢迎“海辽”轮弃暗投明。回到船上，方枕流立即召开核心骨干会议，统一思想，发动骨干秘密串联，层层开展深入的宣传工作，孤立极少数反动分子。

　　9月18日，“海辽”轮接到台北招商局电令，令其与其他在港船只于20日晨启航，去汕头运兵，驰援舟山。中共香港分局接到华润公司的报告后，认为“海辽”轮驶往解放区的时机已到，指示华润公司向方枕流传达上级指示：做好一切准备，选择安全航线，近日寻机开往大连；途中对“海辽”轮的船形进行改装，并用电讯迷惑台北招商局；驶入大连港前改名“安东尼”号。香港分局通过密电与中共东北局旅大区委取得联系，准备迎接“海辽”轮起义。

　　香港招商局13艘海轮同时拉响起义汽笛

　　1949年9月19日下午6时，香港招商局下班后，“海辽”轮未拉汽笛就悄悄启航了，乘着夜色闯过鲤鱼门。晚9时整，方枕流将全体船员集中在餐厅，庄严地宣布：“海辽”轮正式举行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开赴解放区！由于事先做了周密部署，控制了少数反动分子，局面很快稳定下来。

　　海辽号起义船船长、大远公司首任经理方枕流

　　“海辽”轮按照事先选好的航线，乘风破浪，加速驶向菲律宾北面的巴林塘海峡。新任大副席凤仪率领船员涂掉船上所有的“海辽”字样，改装了船形。马骏指挥报务员两次向汕头招商局佯报：“‘海辽’轮主机发生故障，在同安湾抛锚修理！”

　　25日，报务员收听到受命驰援“海辽”轮的“海鄂”轮发给台北招商局的电报：“‘海鄂’轮已到同安湾，未发现‘海辽’轮。”方枕流判断，敌人已经怀疑“海辽”轮的行踪了。情况变得异常严重！

　　正在这时，香港海岸电台发布台风警报，说近期将有一股强台风在港汕一带登陆。方枕流大喜，下令加强收听，不再与任何电台联系。

　　27日夜，“海辽”轮驶进朝鲜西南海面，全船实行灯火管制。28日晨，一艘漆有“安东尼”号标志的海轮突然出现在大连湾，拉响了破晓的汽笛。经过八天九夜的航程，经过伪装的“海辽”轮胜利抵达大连港。船长方枕流将船员们在航程中精心制作的“海辽”轮的舵轮和救生圈模型，亲手交给前来迎接的中共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请他转呈毛泽东，并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停泊在大连港的“海辽”轮上，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10月24日，毛泽东发来电报，祝贺“海辽”轮起义成功，嘉勉全体船员弃暗投明的正义行动。电文说：

　　庆贺你们在海上起义，并将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你们为着人民国家的利益，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脱离反动派而站在人民方面，这种举动，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是还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控制下的一切船长船员们所应当效法的。

　　“海辽”轮起义是中共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第一艘海轮起义。“海辽”轮起义不久，便发出通电，号召招商局及其他官僚资本轮船公司的海员，早日驾船开回祖国大陆。与此同时，中共香港工委和华润公司决定，首先策反香港招商局经理汤传篪和副经理陈天骏等高层领导，争取香港招商局整体起义，脱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海辽”轮的成功起义，也对犹豫中的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杨琳奉命赶赴广州，向中共华南局第一书记叶剑英详细汇报了“两航起义”和国民党招商局滞港轮船起义的准备情况。11月9日，“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宣布起义。两大公司及其所属的40余架飞机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50年1月15日早晨8时，随着海关的钟声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香港招商局办公大楼的楼顶以及招商局的仓库、码头上空冉冉升起。停泊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和锚地的“海康”等13艘轮船同时拉响了汽笛。香港招商局及13艘轮船上的700多名船员，在汤传篪和陈天骏的率领下宣布起义。

　　起义后的香港招商局及其船队，经过9个月的护产斗争，历尽艰险，终于将所有起义船舶驶回新生的祖国。周恩来在起义船舶全部归航后，亲自致电香港招商局负责人，嘉勉全体起义员工：“你们英勇不屈斗争，在维护祖国财产和发展人民航运事业上，是有很大贡献的。”

　　这批归航的船舶，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一支相当重要的水上运输力量，为发展新中国的航运事业和恢复国民经济，打破外国封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为纪念“海辽”号起义成功，中国人民银行经请示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在设计新中国纸币时，将“海辽”号船形图案放在了第二套人民币5分币正面的右边。1955年3月1日正式发行，流通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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