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铜元史，一般认为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两广总督李鸿章奏准在广东创铸始，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止，历时五十年。五十年中生产的铜元数量极其巨大，版式极为复杂，其中不乏珍贵的品种。下文罗列了铜元十珍。

一、安徽方孔十文铜元

安徽方孔十文铜元，仅见红铜质。币面中央凿一方孔，孔外铸“光绪元宝”及珠圈，上缘铸“安徽省造”，下缘铸“每元当制钱十文”，左右两侧铸满文“宝皖”；背面方孔外为龙图（俗称“立龙”），上缘铸英文纪地“安徽”，下缘铸英文纪值“十文”，左右两侧各铸一花星，俗称“梅花星”。

安徽省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安庆银元局内开铸铜元。安徽方孔十文铜元系安徽铜元中的初铸品。这枚铜元的铸造情况，在现存档案中尚未见到明确记载。不过，根据它存世极稀及制作精美的特点，人们便将其定为试铸样币。

它之所以未被发行，很可能是因为中间凿有方孔，制造时容易损坏机器和颇费工时的缘故。这一点，在直隶总督李鸿章《机铸制钱亏损工本无法筹补》的奏折中，可以获得间接证明。其奏略云：“查阅造成制钱，字画轮廓均尚清楚，惟机器时有损坏，极费工力。缘西洋造钱，系属平面，中无方孔，压成较易。

今以西洋机器造中国钱式，须另添打眼挺杆，由钱模正中穿透，始能撞出钱孔。地位殊窄，撞力过大，挺杆上下与钱模互相磨触，最易伤损。每日每座机器，模撞修换数次及十数次不等。人工既费，成数亦少”（《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567页）。

安徽方孔十文铜元的存世数量共约十枚左右。这种稀少程度，虽不能说是名列榜首，但由于它形制特殊，令人瞩目。

二、江南甲辰二十文铜元

江南甲辰二十文铜元，黄铜质。正面中央铸满文“宝宁”，外环铸“光绪元宝”及珠圈，上缘铸“江南省造”及干支纪年“甲辰”，下缘铸“每元当制钱二十文”；背面中间为龙图，俗称“飞龙”，外环铸珠圈，上缘铸英文纪地“江南”，下缘铸英文纪值“二十文”，左右两侧各铸一“梅花星”。

据资料记载，江南省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西厂开铸铜元。翌年，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东厂也开始铸造。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建一厂，名为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中厂，增铸铜元。

次年七月，复于扬州设一分局，鼓铸铜元。同时，还就上海制造局内附铸铜元。光绪三十一年（1905），归并扬州、上海两局，将机器移至江宁（今南京市）另建一厂，于第二年竣工，名为江宁户部造币厂。

上列各厂所铸造的铜元，币面上缘均铸“江南省造”。因此很难准确断定江南甲辰二十文为何厂所铸。不过此币干支纪年文字为“甲辰”，表明它是光绪三十年（1904）所铸。这样就排除了甲辰年以后建立的造币厂铸造此币的可能性。

江南甲辰二十文铜元，存世仅见两枚。其中一枚藏于上海博物馆，由钱币收藏家孙鼎先生捐赠。另一枚为中国铜元专家邬德华先生（法国人）收藏，归国时携往巴黎。

三、吉林辛丑二十箇铜元

吉林辛丑二十箇铜元，仅见红铜质。正面中央为一盆栽万年青图案，外环铸“光绪元宝”及珠圈，上缘铸“吉林省造”，下缘铸“制钱二十个”，左右两侧铸干支纪年“辛丑”；背面中间为龙图，俗称“坐龙”，上缘铸英文纪地“吉林”，下缘铸纪值文字，分别为阿拉伯数字“20”及英文货币单位“文”（纪地、纪值文字外均有装饰性线框及花星），左右两侧铸满文“清国”，意即“大清国”。

此币面背图案设计，基本仿照吉林光绪银币。在中国铜元中，吉林辛丑二十个铜元是别开生面的名品之一。首先，在图案设计上，此币可谓是标新立异之作。中国铜元的图案，从没有在正面铸万年青图案的，更没有在英文字外饰以线框的。其次，此币面值为二十文，但它的直径和重量仅与五文铜元相等。按常例，二十文铜元的直径为3.2厘米，而此枚铜元的直径仅有2.3厘米。

这枚铜元的铸造情况，由于没有直接有关的史料，所以人们只能依据它的特点，推测它为试铸小样币。

据记载，吉林省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将原吉林机器官局改建为银元局，铸造光绪元宝银元。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于银元局内开铸铜元。此币币面干支纪年为“辛丑”，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这也许说明了它是吉林省在正式铸发铜元的前一年所铸造的试样。

吉林辛丑二十个铜元，据知仅有两枚存世。其中，一枚曾为已故钱币收藏家陈仁涛先生所有，据悉后由陈氏转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另一枚为已故钱币专家骆泽民先生所有，现由其长子骆骏生先生珍藏。

四、奉天中花十文铜元

奉天中花十文铜元，正面中央铸一花星，俗称“六瓣星”，外环铸“光绪元宝”及珠圈，上缘铸“奉天省造”，下缘铸“当制钱十文”，左右两侧铸满文“宝奉”；背面中间为龙图，上缘铸英文纪地“奉天省”，下缘铸英文纪值“十文”，左右两侧各铸一花星，俗称“长花星”。根据背面龙纹不同，可分“立龙”和“坐龙”两种版别，均为红铜质。

此币的铸造详情，尚未发现直接的记载。它很可能是一枚初期试铸币。首先，此类铜元存世极为稀罕，这是试铸币的共性。其次，从传世实物来看，奉天省所铸的铜元，均铸有干支纪年，这可以认为是奉天省铸造铜元的一种定式。而这枚“中花铜元”却未铸干支纪年文字，也许可以解释为它是定式尚未形成之前的铸品。

据史料记载，奉天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建立造币厂，铸造光绪元宝铜元。另据传世实物来看，在奉天省铜元中，干支纪年最早的是癸卯。这一年是奉天造币厂落成的一年。如果前面把奉天中花十文铜元定为初期试铸币的推断是合理的话，那么，它的铸年应与奉天癸卯纪年铜元相同，而试铸时间当更早些。换句话说，它是奉天省最早铸造的铜元。

奉天中花十文银元，无论是“立龙”版还是“坐龙”版，存世均极稀见。以所见而言，传世各为两枚。上海博物馆和已故钱币专家张璜先生分别藏有一枚“立龙”。马定祥先生和法国籍人邬德华先生各藏有一枚“坐龙”。

五、四川光绪当三十铜元

四川光绪当三十铜元，按背面龙图不同，可分“立龙”（1）版和“飞龙”（2）版两种。“立龙”版者，正面中央铸一花星，外环铸“光绪元宝”及珠圈，上缘铸“四川省造”，下缘铸“当三十”，左右两侧铸满文“宝源”；背面中间为龙图，俗称“立龙”，上缘铸英文纪地“四川”，下缘铸纪值文字，分别为阿拉伯数字“3 0”及英文货币单位“文”，左右两侧各铸一花星，俗称“十字星”。

“飞龙”版者，正面与“立龙”版同；背面中间铸龙图，俗称“飞龙”，外环珠圈一道，上缘铸英文纪地“四川”，下缘铸纪值文字，分别为阿拉伯数字“30”及英文货币单位“文”，左右两侧各铸一“梅花星”。

四川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在省城（成都）机器局附设成都银元局内开铸铜元。次年，又兴建铜币厂，专铸铜元。四川省铸造的铜元，按币面上缘所铸的纪地文字，可分“四川官局造”和“四川省造”两大体系。

四川当三十铜元属于后者。由于四川省的造币机构有增设和归并的情况，且缺乏记载较详的文献资料，所以，题名为“四川省造”的这类铜元铸于何厂、何时，目前尚难判定。按照传统的先后排列法，此类币历来被置于“四川官局造”铜元之后。虽然前人对此种排列没有作过什么说明，但看来这还是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这枚当三十铜元，其具体的铸造年代当在光绪三十年（1904）。

四川当三十铜元，是未被获准发行的试铸币。未被获准铸发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当三十的币值不符合户部关于铜元铸造的规定。中国的铜元，在初创阶段，各省是各自为政的，成色、图案参差繁杂，币制十分紊乱。

清政府曾不断对币制进行整顿，力图划一。虽然收效不大，但还是显现了渐趋统一的趋势。四川当三十铜元铸于光绪三十年间，已处于“光绪元宝”铜元的后期阶段。根据户部的要求，当时各省铸造铜元，须援引广东成法，成色、图案及面值以广东省铜元为标准。

广东省铜元的币值分别为二十文、十文、五文三等。显然，四川当三十铜元的铸造是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此外，在清代的铜元铸造中，面值当三十者，唯有四川一家。看来，在铜元面值问题上，其它省份的造币厂都是循规蹈矩的。

四川当三十铜元“立龙”版和“飞龙”版各有红铜和黄铜两种，均极稀贵。红铜“立龙”版者仅见两枚，红铜“飞龙”版者共见四枚，黄铜“立龙”和“飞龙”版者各见两枚存世。据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全套，系已故钱币收藏家罗伯昭先生捐献。上海博物馆藏有红铜“立龙”和“飞龙”版各一枚，前者为已故钱币收藏家李伟先先生捐赠；后者为罗伯昭先生捐献。

六、广西光绪十文铜元

广西光绪十文铜元，红铜质。正面中央铸满文“宝桂”，外环铸“光绪元宝”及珠圈，上缘铸“广西省造”下缘铸“每元当制钱十文”，左右两侧各铸一“梅花星”；背面中间为龙图，俗称“飞龙”，外环珠圈，上缘铸英文纪地“广西”，下缘铸英文纪值“十文”，左右两侧各铸造一“梅花星”。

据史料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西巡抚李经羲奏准在广西筹建铜元局。但是，由于当时正值铜元泛滥，民间折价使用，十文铜元减至八折、七折不等。各省为维护本省利益，往往禁止它省铜元流通，致使一国之币不能畅行一国之内。且各省铜元，成色参差，形制各异，币制紊乱。

为整顿币制，清政府颁布“整顿圜法章程”，限制各省铸额，确定铜元成色、形制，令天津户部造币总厂铸造名为“大清铜币”的新式铜元，并由户部将新币祖模颁发各省，仿效铸造。原有旧币一律停铸，以期划一。

接着，又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对全国的造币厂进行裁撤归并。其中，广西并归广东为一厂。因而，广西铜元局未及开机铸造便被裁撤。传世的广西光绪十文铜元，并非广西省所铸。旧传其为广东造币厂代铸试样，因无史料，尚待考证。

广西光绪十文铜元的存世数量，估计约有五枚左右。其中流传有序的共四枚。中国铜元专家邬德华先生藏有一枚。侨居上海的德国籍铜币收藏家汉南先生藏有一枚，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德侨迁返，汉南先生将其中国铜元藏品悉数转归张璜先生，其中包括这枚广西光绪十文铜元。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枚，据传系已故钱币收藏家陈仁涛先生转让。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系上海某机关单位移交。

七、江西辛亥大汉铜元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全国革命党人闻风响应。江西的革命党人于10月下旬分别在九江和南昌发动起义。江西辛亥大汉铜币便是在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大革命中诞生的。

此币质为红铜，正面中央铸一阴文“赣”字，外环铸“大汉铜币”及珠圈，上缘铸“江西省造”，下缘铸“当制钱十文”，左右两侧铸干支纪年“辛亥”；背面的基本图案为十八星图，在十八星图的正中，铸有一极小的太极图，外饰以珠圈一道，在十八星图外的地张上，衬以细密的网纹。这是全国最早体现革命政权建立的铸币。

江西辛亥大汉铜币为南昌造币厂铸发。由于此币铸时甚短，铸额有限，故传世极少。至今所见不过五枚。按发现的先后时序，它们的收藏情况为；第一枚为邬德华先生收藏；第二枚为张璜先生收藏，现在香港；第三枚为已故钱币收藏家张叔驯先生收藏，今归何处不详；第四枚为已故钱币商王守谦先生收藏，现归何处亦已不明；第五枚曾由马定祥先生珍藏多年，后转让给他人，几经周转，终为著名钱币收藏家李伟先先生收藏，六十年代初，李伟先先生将其藏品悉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其中包括这枚江西辛亥大汉铜币。

八、安徽九星十文铜元

在对安徽九星十文铜元作介绍之前，首先应说明，此币在命名上有所欠妥。所谓“九星”实为“十八星”之误。十八星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的军旗图案，由于“安徽九星十文铜元”之名已经约定俗成，故本文沿用该名。

此币正面中央铸一花星，俗称“六瓣星”，外环铸“安徽铜币”及珠圈，上缘铸“中华民国”，下缘铸“开国纪念”，左右两侧铸纪值文字“当十”；背面中间为十八星图，外环珠圈，上缘铸英文纪地“安徽”，下缘铸英文纪值“十文”，左右两侧各铸一花星，俗称“六角星”。

安徽九星十文铜元的铸造情况，史料失载，但是，从一些间接线索和资料上，还是能够找出一些相关信息来的。首先，根据币面所铸的“开国纪念’四字来看，此币当为民国元年（1912）铸造。其次，它的铸地并不是安徽省。据史料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对全国的造币厂进行裁撤归并。其中，安徽省造币厂归并于江宁（今南京）户部造币分厂。

民国期间，安徽省也未重建造币厂。因此，安徽省铸造此币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另外，根据实物资料来看，使用类似图案设计的尚有江西和湖南两省。按地理分布来看，湖南省与安徽省距离较远，而江西省与安徽省接壤，所属南昌造币厂和九江造币厂与安徽省非常接近，且此类图案设计又是江西省首创。因此，将安徽九星铜元定为江西省代铸，也许是较为合理的。当然，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安徽九星十文铜元至今仅见一枚，素有“孤品”之称。其发现的时间为三十年代初。最早得到此币的是浙江金华的宋兆松先生。不久，宋氏转让给钱币收藏家蒋伯埙先生。接着，钱币商平玉麟先生和德国籍钱币收藏家汉南先生先后成为此币的得主。约在四十年代中期，汉南先生回国，此币转归张璜先生收藏。

九、袁像大面型十文铜元

1912年3月，封建军阀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天津造币厂根据财政部关于铸造纪念币的规定，铸造了袁像共和纪念十文铜元。按实物，此纪念币可分小面型和大面型两种版别。其中，前者较少，后者极稀。本文介绍的为后者，即袁像大面型十文铜元。

此币正面为穿元帅服的袁世凯半身像，背面中间铸纪值文字“十文”，外饰以嘉禾图案，上缘铸“中华民国”，下缘铸“共和纪念”。

由于此币袁像与小面型相比，显得大而粗糙，故前人定之为初铸之品，名为“初版”，并有根据上述特征而产生的俗称——“大面孔”。此币的质料，以传世实物而言，有红铜质和铅质两种，均为试铸样币，它们的传世数量，据估计，红铜质的有五枚左右，其中，流传有序的有四枚，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法籍钱币收藏家邬德华和中国钱币专家张璜先生各藏有一枚；铅质的仅见两枚，一枚为上海博物馆收藏，一枚为马定祥先生收藏。

十、哈尔滨兵舰壹分铜元

哈尔滨兵舰一分铜元，红铜质。正面中央铸国民党党徽图案，外环铸双线连弧形纹饰，上缘铸纪年文字“中华民国十九年”，下缘铸纪值文字“壹分”及两颗五角星；背面铸一兵舰图案及纪地文字“哈尔滨”。

中国钱币以兵舰为图案的，仅见此例。可惜关于这枚铜元的铸造背景，至今未能找到确实的材料。我们只能在现存的实物资料中寻找一点可供印证的线索。民国十八年东三省一分铜元的正面图案，与这枚哈尔滨兵舰一分铜元十分相似。我们推断这两枚铜元很可能出自同一造币厂。

据前人考证，民国十八年东三省一分铜元系辽宁省沈阳造币厂所铸。如果前面的推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哈尔滨兵舰一分铜元便是民国十九年（1930）沈阳造币厂的出品。至于当时为何以兵舰作为铸币的图案，只能留待今后探索。

哈尔滨兵舰一分铜元，据今所知，仅有两枚存世。一枚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据传系征集于钱币收藏家陈仁涛先生；一枚藏于上海博物馆，由钱币收藏家李伟先先生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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