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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诞生记!

日期:2021-06-22人气:724 评论:0 条发表评论

1956 年年初,杂文作家何满子发现“下馆子”变麻烦了。一种花花绿绿的小票突然闯进人们的生活,下馆子、买点心只给钞票是不行的,还要按量付给一种叫“粮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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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享受了建国初期的自由贸易,这些票子让人很不习惯。但当时人绝没想到,这些印着“充满力量感”画面的小票,会从1955年一直用到1993年!到底是什么催生了这样“麻烦”的粮票?


一切要从1953 年夏天说起。这个夏天粮食不够了......数据显示,国家收获粮食547 亿斤,需要支出的却是587 亿斤,缺口很大。


华北地区小麦收成不给力,被时人称为“粮老虎”的私营粮商又趁机套购粮食、囤积涨价,一时间社会人心惶惶,饥饿恐慌蔓延。


于是1953年,在反复调查、日夜讨论,又否定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7套解决方案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方法——统购统销。它将取消一切私营贸易,由国家统一向农民收购余粮。城市居民则按户核准,凭证购买国家有限的配售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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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等农产品不仅要解决庞大人口的吃饭问题,还得为工业供应原料,甚至需要留出一部分来出口换取建设物资。有限的农产品要支持国家建设,人们就难以放开肚皮吃饭。


然而,问题并没有圆满解决。人们怎么可能满足于一点定粮。因为国家配售的粮食量是由个人申报、领导核准。细查起来,许多机关单位都存在多报计划量、多领粮食的现象。农村一些根本不缺粮的家庭也在申报“缺粮户”。导致大量粮食白白浪费,而部分受灾地区又得不到足够的补给。


所以,1955 年年底,城镇居民用粮被改为按照年龄和工种统一量化,居民每月需持粮食供应证到粮食部门领取规定数额的粮票,再用粮票到粮店换取粮食。就这样,当统购统销走向精确化时,一种面额不等、质地如人民币一般的小纸片——粮票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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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就读于北京邮电学院的邢芃每个月可配给32 斤粮食。一天一斤多的定量,却让这个17 岁的大小伙子饿得体重只有 102 斤,外号“ 排骨”、“大头钉”、“大刀螂”。以至每次上游泳课,他都羞于脱去背心。


这样“骨感”的人在那个年代一抓一大把。


1955 年的《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按照不同职业和工种规定了居民的粮食定量。其中,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公私营企业职员、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每月平均不超过28 斤,轻体力劳动者每月平均不超过32 斤,重体力劳动者每月平均不超过40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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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优待的是像铁路工人那样的“特殊重体力劳动者”,每月平均可领到50 斤粮食。此后,这些定量根据粮食生产情况而有所增减。在副食品贫乏的时代,人们几乎完全靠主食充饥。


28 斤粮食在现在足以供一个大胃王吃上一个多月,但在当时,仅能满足一个成年人一个月最低的粮食需求。28、32、40 等数字,深深烙在一代人心中,以至于多年以后,作家张贤亮把这种粮票统治下的生活称作“数字化生存”。1968年,知青叶辛来到贵州某偏远山乡插队。每一年,家里人都会勒紧裤腰带,以省下一些粮票给他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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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麻烦的是,这些得来不易的上海粮票,在贵州乡下却无法流通。所以他还必须拜托同学和朋友,把上海粮票换成全国粮票。那个年代,有句俗话叫“手握粮票走天下”。可这句话不准确。


应该说,“手握全国粮票走天下”。本地粮票只能在本地粮店兑换粮食,在外地就如同废纸。短期到外地出差的人必须拿粮本去换全国通用粮票,而在城镇居民迁徙到外地时,“粮食关系”与户口几乎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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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配套的,是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机构。最基层的定点粮店限制了所有在那里买粮的居民。谁家有几口人,吃多少大米,定点粮店一清二楚。“粮店比派出所的户籍管理还厉害。”曾担任上海市粮食局供应处处长的袁恩昭说,“定点粮店可以控制居民流动,它可以把人管到一粒米也没有。”


试想,如果拿着本地粮票就能在全国畅通无阻地使用,人们的流动将会自由得多,可一旦人口流入流出频繁,负责统购统销的部门就无法准确统计,从而造成粮食分配的混乱。这小小的粮票,在省与省、甚至县与县之间,造成一条条分隔带,支持着统销的顺利进行。


相对于城里生活的人,知青的烦恼远不止于换粮票。在陕北农村插过队的姜瑞玲记得,1969 年秋收后,她带着全年的劳动果实,经过三天三夜的奔波回到了北京。可久别重逢的喜悦尚未过去,姜瑞玲就在父母的脸上看到一片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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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她从农村回来没有粮食定量,让家里本来有限的粮食更加捉襟见肘。春节刚过,父亲便含着眼泪对她说:“孩子,不是父母狠心轰你走,实在是家里太困难,这两个月每到24 号领粮票时,吃的东西几乎已经没有了。”


在统购统销政策之下,农民吃粮靠留口粮,一般不发给粮票,知青待遇等同于农民。每当农民要进城,或者知青要回家探亲时,粮票便成了一大难题。有时,农民会拿着自己生产的粮食,到人民公社或者粮站等处换取粮票;更多时候,则干脆扛着粮食进城。


也有乡民想出更巧妙的办法。曾在一个边远山乡插队的知青王选贵说:记得那时每当赶街或外出干活,寨子里的乡民都会蒸好糯米饭,用芭蕉叶包好,然后一包包吊在往返经过的路边树上,待饥时充饥。无论怎样开动脑筋,吃饭问题总还是十分麻烦。渐渐的,要不是碰上就医、上学等重要事情,农民也不会轻易进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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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粮食危机因统购统销而缓解之初,农村的人口流动仍是很自由的。再加上工业化的发展成果首先体现在城市建设上,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向城市短期逗留或者长期谋生。


据统计,1949 年到1958 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仅1954 年到1956 年的3 年间,迁移人数就达7700万!人口的流动,给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带来不断增加的压力。渐渐的,仅靠统购统销来保障粮食供应的方法也不灵了。


新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等待中国人的是谁也想不到的一种分隔制度——户口。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城乡居民划分为“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并对农民向城市的流动作出严格规定。


于是,当一位农民流动到城市时,由于自己的“农业户口”他无法领取定额粮票,也因此无法在城里长期生活。就这样,粮票与户口一起,组成了强有力的刹车机制,逆转了由农村涌向城市的滚滚人流。没有定额粮票供应的农民,只能在乡下种啥吃啥。而城里人不仅有粗粮票、细粮票,还有油票、布票等。村里人要想吃油,只能靠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种蓖麻子、黄豆、芝麻换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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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农民被称为“地里刨食的”,赶上丰年或许比城里人手头宽裕,灾年挨饿则首当其冲。城镇居民被称为“吃皇粮的”,虽然“吃不饱”,但不管年成怎样都有国家保障。


原本只是为了保障粮食供应的粮票制度,却无可奈何地在城乡之间划下一条鸿沟。当农村涌向城市的“盲流”被遏制时,农民如果想变成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也就只有另想他法了。


出生在河北农村的韩章,一直记得自己与36 斤粮票的故事。


12 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县里的重点初中。全家人看着入学通知书高兴万分,只有父亲一人闷闷不乐。原来,县里的初中吃的是“商品粮”,学校要求每个学生按月交36 斤粮票。韩章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没有国家发给的粮票,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全家的口粮去粮店换取粮票。每年少得可怜的粮食本来就不够吃,如果再拿出一部分换成粮票,对这个贫困的家庭无异雪上加霜。


最后,父亲咬咬牙,“就是咱们不吃也要让孩子上学”。当父亲把带着体温的36 斤粮票交到韩章手上时,父子两人都泪流满面,父亲叮嘱他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像城里人那样每月由国家发给粮票,过城里人生活!”


当兵、上学、提干等,是农民能够吃上商品粮的有限途径,它相当于“鲤鱼跃龙门”。若干年后,韩章如愿以偿。当他领到第一个月的粮票时,把一斤粮票郑重地寄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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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票证时代,粮票严禁买卖。在制度的安排中,粮票只是供应粮食的凭证,根本不存在价格,因此谈不上买卖。但是在饥饱重于天的时候,粮票就比钱管用了。据不少人回忆,当年街上的乞丐乞讨时,往往只要粮票不要钱。原本无价的粮票自然就有价了。


1986 年4 月,《人民日报》上登载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义愤填膺地说,郑州市京广北路上有一个商品交易所。在这个地方,所有商品都可以用粮票交换。一个三层的塑料贮物架要90 公斤粮票,一个5 磅气压保温瓶要95 公斤粮票,一个涮羊肉用的火锅要165 公斤粮票。


曾经用来维持温饱甚至保命的粮票,此时却被城里人挥金如土般地抛洒出去。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中国人餐桌上的副食品多了,粮食吃不完了。


政策总是滞后的,城里人粮票用不完,可政府供应的“平价”粮定额却并未相应减少。于是,人们自然要用定期发放、过期作废的粮票,去交换日用商品。


谁需要粮票呢?进城打工的农民。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国家以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以平价卖给城里人。城里人再用多余的粮票,换取货币收入或者实物收入,相当于“城里不种田的人向种田的农民卖余粮”。


取消粮票的计划开始酝酿。一些试水性的变化也在发生。1984 年,梅州人赵美英把户口和粮食关系一并从老家迁到了深圳,和她一起到新城市的,她说还有“比钱更重要的财产”——70 斤粮票。


然而,这一年的深圳率先在全国试点取消粮本、粮票。赵美英辛辛苦苦积攒了一辈子的粮票瞬间全部“报废”。

虽然粮票用不上了,但赵美英还是非常开心:“在梅州时,我的工资只有49 元5 角,而到了深圳,我的工资一下子涨到了300 多元,一个月就是原来半年的工资!有了这么‘巨额’的钱,还可以随意买东西,我感觉实在是太幸福了!”是啊,由于不用粮票,人们什么时候想买、想买多少都是自由的。


“我感觉自己到了一个新天地,一个无比自由的天地。”赵美英说。


与自由伴生的,并不是想象中的混乱和饥饿,而是逐渐被发现的方便与富足。1993 年,最后一批粮票停用。与中国人朝夕相伴近40 年之久后,粮票终于转身远去,成为一段近40 年百姓“吃饭史”的一个记忆。虽然粮票退出了流通领域,但仍有不少人珍而重之地把它收藏起来,收藏起一段饥饿而辛酸的岁月,也铭记住那不可忘却的吃饭教训!



收藏价值仅供参考,具体收藏价值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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