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子的诞生，与经济繁荣有莫大关系，可谓大时代与小地区的因缘巧合，这是一个货币自发演进、超越时代理论的故事。


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长短使用。

  ——《东京梦华录》，孟元老（宋）


惯会饕斋觅主人，身边零钞没分文。谁知撞见真经纪，不遇檀那怎脱身。

——《济颠道济禅师语录》，沈孟（宋）



宋元之前，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使用实物货币，其中中国依赖金属铸币，西方依赖贵金属铸币；宋元之后，随着纸币的登台，东西方货币路径出现了明显的分岔，纸币和白银的此起彼伏也书写了宋代货币史新篇章。

- 白银货币化起源于宋代 -


回看历史，白银在宋代的作用比起在唐代有所加强，无论官方记录还是文人笔记，白银出现的频率其实都有增加。白银在民间的使用可谓广泛，留存了许多酒器为银的记录。日本学者加藤繁曾以货币机能为中心考究唐宋时代的金银，认为唐宋时代是中国金银货币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


笔者在货币史新著《白银帝国》中引用其研究提出，唐宋之际，金银已经具备货币职能，但主要是官方和社会上层使用；宋代比唐代更甚，无论是军奉、边籴、军赏等官方支出，还是私人领域的贿赂、赠遗、布施、谢礼等都见白银踪影，白银货币地位加强，普通民众也加大了对于白银的使用。


不过，白银在两宋的使用仍旧有限，北宋年间白银往往更多作为商品出现，北宋时期参与王安石变法的沈括就说过金银为器具而不是货币，“今通贵于天下者金银，独以为器而不为币”；而南宋时期白银确实 具有不少计价功能，南宋笔记《云麓漫钞》中记载，南宋接待金朝使臣须招待饭食，亦可不吃折钱，“若折钱，使副折银三两三钱，都管九钱一分”。


笔者考察历史认为，白银的全面货币化发端于宋，金在其中分量不轻，但是白银更为普遍的使用仍旧需要契机，此刻的货币试验的主角是纸币。在白银作为主角最终登上中国货币舞台之前，从宋代开始曾经有一段时间并不算短的纸币试验。这一宏大的纸币试验构成了中国金融史的转折点，甚至正是这一试验，最终奠定了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基础。


不论是北宋交子还是元代宝钞，这背后体现为纸币与金属货币尤其是白银的竞争，更是皇权意志与民间市场的博弈。事实上，纸币在中国历史上纠缠了数百年，延续了几个朝代，其中不少故事在今天读来宛然在眼前。宋元明三朝的纸币试验的失败，最终反过来印证了白银的价值；换个角度来看，纸币在中国的出现以及陨灭，事实上恰恰为白银的最终货币化铺平了道路。


当西方在金银之间徘徊甚至过渡到金本位之际，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仍旧离不开“钱”（贱金属）的作用，这往往被学界认为是一个国家工商业不发达的特征。但中国唐宋时代的生产力相对世界并不低下，这一现象已经足够令人吃惊。而更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同时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那就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交子——按照今天的网络用语来说，这不科学。确实，这看起来并不符合一般的货币规律，因为纸币一般被认为是货币发行的较高阶段，是金银复本位之后出现的形态。

北宋交子（左）与南宋会子（右），也有一说认为左图所示钞版不一定是交子钞版，理由是交子主要流通于四川。 资料图片


- 交子诞生于宋代的商业繁茂 -


那么纸币在中国的故事到底是如何开始，又是如何结束的呢？为什么数百年前纸币会在中国诞生呢？


纸币，也就是传说中的交子的诞生，与经济繁荣有莫大关系，可谓大时代与小地区的因缘巧合，这是一个货币自发演进、超越时代理论的故事。中国交子的故事，一方面反映了这个古老帝国曾经的文明辉煌（纸币确实最早于1000年前就已在中国出现，后代经济学家曾调侃说中国人早对纸币司空见惯，不会类似老外那样“友邦惊诧”）；另一方面，纸币的故事也以案例形式解释了货币的规律——当经济环境与制度框架不足以支撑纸币这样的形态之际，会发生何等的悲剧。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将宋视为世界最早的海上帝国，认为商业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都市革命共同构成了它辉煌的文明，人口和人均收入急剧增加，宋徽宗时期人口多达1亿，是汉唐两倍有余。在《白银帝国》中，我曾引用学者朱瑞熙的研究，描绘了宋代人口与城市的繁荣，“北宋十万户以上的州、 府，宋神宗元丰年间为四十多个，宋徽宗崇宁年间为五十多个，而唐代仅有十多个”。


宋朝城市结构也逐步打破了商业和居住区的界限，从唐代的“坊市封闭”走向“坊市合一”，夜市禁令被取消，带来了城市生活的急剧繁荣与空前自由。宋朝的经济繁荣不仅超过惯常被认为是盛世的唐朝，甚至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人均收入超过欧洲的稀少时间窗口。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商税和田税截然分离，发展出后世概念里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度，这也意味着抑商政策开始向征商政策转化，商税的征收也更加程序化，“地方政府定期公布商税则例及其变动情况，各地州、县、墟镇广置税务机构，这些情况表明商税征收到宋代首次进入了自身的制度化时期”。


宋代的繁荣程度或许是中华帝国曾经的顶点。北宋年间贸易繁荣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随着造船等技术的发展，自汉代开始以港口衔接中国与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公认在宋达到顶峰。宋与数十个国家开展贸易，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当年的贸易繁荣让后人难以想象。更不用说且战且和的宋、辽、金、西夏，数百年间有着连绵不绝的边境贸易——除了官方在接界地点设置的互市市场（榷场）外，还有各类民间交易以及走私。这些交易规模惊人，仅仅以当时交易较普遍的商品“羊”为例，宋代皇室御厨用羊每年就高达数万口，而宋朝每年用于买入契丹羊的公私费用为40 余万缗。


宋代财税中与商业有关的税种也空前丰富。宋之前对于商业更多是管理而不是收税，唐朝虽也尽力征收商业税，但不成体系，而宋代则将各类商业税收制度化。北宋时期的税率保守估计已经达到10%，当时的人如此记载：“四方之货食以会京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重视商业与文官体系发达使得宋的文明程度空前进化，在国家主义和私有经济这两个领域获得平衡与发展。宋对外奉行防御性政策，但在经济领域中的商业方面则较激进，尤其在四川、福建、江浙等地——纸币的诞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在文明竞赛中领先西方的顶峰时期的产物与象征。


与此同时，宋代对于富人的态度也相当宽容， 对比今天的“仇富论”，简直堪称“亲富论”。北宋年间宋太宗即表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所以税赋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兵卒安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闾。外之租税足以赡军，内之甲兵足以护民。”


除了天子，当时士大夫对于富人也相当宽容与肯定。如北宋苏辙即表示富人出现是情理之间，贫富相安是安定根本：“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然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更进一步，南宋叶适已经认识到有产阶层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 指出富人是维系社会上下阶层的枢纽，甚至批评那些希望以打击富人来救助贫人的想法虽然善良却不应实行：“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


历史充满文明陨落的悲剧，而史书总是难免成王败寇的逻辑。宋朝最被诟病的是军力，但如果宋朝军事真的那么孱弱，为何能够在五代十国乱局中崛起，为何能够与辽、金及蒙古这样的世界级军事强国对峙数百年？宋朝从开国到灭亡，数百年间不是处于战争状态就是处于备战状态，不得不长期奉行“守内虚外”（即禁军多数驻防在京城，少数驻防在边境）的政策理念，为国内发展争取时间。实际上，宋朝军事实力不容小觑，其常规军数量最高达120 万人，超过很多朝代。以后勤为例，宋代的场库务在各地都有设置，不仅需要储存粮食与器械等军需，主管官员还需费心经营以提供利润，盐、 茶、酒等贸易及相关征税均获得充分发展。能够支撑一座有着庞大军事开支的帝国，离不开其制度管理与经济实力，经济思维渗透到宋朝的日常系统，纸币也诞生于这种背景之下。


宋代造船业十分发达。北宋画家郭忠恕所作北宋商船（丝画）

   
- 交子发行：从私人到国家 -


最早的纸币诞生在四川，除了宋本身的时代背景原因，还在于四川的特殊性。四川在宋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因为躲过隋唐战乱，四川经济相对独立，贸易繁荣，因缺铜而依赖铁钱，而铁钱携带不便的缺点日渐凸显。对此，当时的史料有不少记载，主妇到集市买盐往往需要携带很多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一贯在宋代等于770 文）、“尝使蜀，见所用铁钱至轻，市罗一匹，为钱二万”等记载比比皆是。铁钱与铜钱的价格比重根据记载似乎在10:1，可以想见其携带不便，“江南旧用铁钱，十当铜钱之一，物价翔踊，民不便”，“会诏川、陕诸州参用铜铁钱，每铜钱一当铁钱十”。


最终，四川茶叶和马匹等贸易的发达以及四川铁钱的笨重，导致交子在相对独立和特殊的四川诞生，“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人十六户主之”。交子最开始来自16家富户，其起点是作为私人票据，成为贵金属、丝绸等货币的替代品，可以理解为一种早期汇票，《宋史·食货志》即说“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想来有趣，推动纸币诞生的，竟是金属货币的物理属性的“落后”。


推动金融层面的创新，在四川是铁，在西方则是铜。几百年后，在16 世纪的瑞典诞生了欧洲最早的纸币试验，原因之一就是瑞典是当时欧洲最大铜矿的拥有者，所以该国货币主要是铜，而铜的价值在当时是银的1%。这又是一个因为金属货币携带过重催生纸币的故事。


民间交子后来逐渐步入官家视野，在地方官的几番得力推动之下，官方交子最终应运而生。从宋朝仁宗天圣二年（1024）开始，宋朝政府正式发行交子纸币，数量为1880000贯，其式样“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伪造交子与私造交子纸币都是重罪，此后两年一次的发行额度都是1256340贯。在此后的流通中，交子的流动期限以“界”分，一般是三年为期，期满则新旧交替更换。交子原本有稳定的发行准备，一般一界发行额度是 150万贯，而准备金是铁钱36 万贯。交子的便利带动了铁钱流通量的下降，铁钱数量的下降，也可以看出交子受到欢迎。


伴随着国家的介入，交子获得更大成功，不仅解决了私人交子存在的信用问题，也受到从事跨地区跨国贸易的四川茶叶商人的欢迎，这使得交子在交易之中出现溢价交易，常常以高于标价成交，苏辙就曾记录“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


《晚笑堂竹庄画传》中的王安石画像

   
- 战争摧毁了交子发行机制 -


交子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使得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宋朝日益增加的军事开支也在寻找新的解决思路，各种金融创新继续发酵。为了给军需提供保障，鼓励商人运输物品到边疆，宋朝当局还发明了一种期票，即“见钱交引”，以节省商人在运输时的货币用量。当时流行的有“茶盐交引”，后又有军需品交引。这些票据可以兑现成铁钱或交子，运转情况不错，发行权后来也集中在首都开封。


受到王安石激进新政与边疆战事浩大军用的影响，货币流通数量开始膨胀。王安石变法毁誉参半，但无可置疑的是，货币的需求因此大增，北宋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得到大幅提升。同时，西北边疆与西夏的战事延绵不绝，军事开支动辄以千万贯计。从铜钱铸造来看，仅1073—1084 年，宋朝铜钱的产量就翻了两番，超过了每年500万贯。据统计，北宋铸造铜钱2.6亿贯， 比其他朝代铸币数量加起来还多，这也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之发达，而纸币之发明与流通曾经有效地弥补了铜钱之不足。


可惜，平静并没能持续多久。正如笔者在《白银帝国》中提到的，战争部分促成了交子等金融创新，但也正是战争使得宋的经济节奏被打乱，交子随之步入超发状态，官方交子发行量与流通中的交子数量不断攀升，到了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陕西战事使得交子的“界”以及发行都出现混乱，“界率赠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用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


此外，货币需要商业的支撑。为了应对财政压力，宋代茶叶逐步从私人经营转向国家垄断经营，这也导致交子需求降低。供需失衡之下，人们对于交子的贬值预期又导致交子的进一步贬值，新旧交子贬值为“以一兑四”甚至“以一兑五”，价值只有票面的五分之一。

最终，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不得不被官方和市场放弃。而交子之后，中国纸币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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