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珍藏着一张中国人民银行在1972年发行的一张五毛钱的人民币纸币。这张五毛钱纸币已不再流通，淡出了普通人的视线　　

1972版五毛钱纸币，不过巴掌大小，蓝色成为其主色调。在这版纸币的正面，是一张纺织厂细纱车间的图案。细纱车间图案中绘有三位纺织女工，左边是个正在换粗纱的女工，右边是个巡回中的挡车女工，正中央则是一个推着落纱机的女工——这，就是我。　　

现在，据说这种1972版人民币五毛钱纸币在钱币收藏市场价格不菲，人们关注它的，更多是价格与升值空间。但对于我来说，1972版人币五毛钱纸币，记载了我的一段人生经历。　　我在汇文一小上的小学，中学上的是女八中。1966年高三毕业，正当毕业考试结束，准备迎接全国统一的高考填写志愿时，“文革”开始了，求学之路就此戛然而止。　　不幸接着降临，1967年6月8日，父亲因癌症医治无效与世长辞。6月1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的右下角，登出了父亲的讣告——“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逝世……”。父亲的追悼会也是这天在八宝山公墓举行的，周恩来总理参加了追悼会。　　父亲在病危时，曾对母亲说：“以后要是没有人养你，你就去做工吧。”父亲去世后，母亲得到了民政局给行政级别三级的干部遗属发放的500元抚恤金，以后就没了经济来源。那时，我的哥哥姐姐们或身处逆境，或发配外地，只有我在北京，能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而当时摆在我面前的路似乎也只有一条——上山下乡。当时我想的最多的，是如果我去上山下乡，谁来管母亲。　　母亲患有糖尿病、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等多种疾病，每次心脏发作都要立即送医院注射西地兰。如果我离开北京，母亲再无人照顾了。万般无奈，我以母亲的名义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等待了三个月，终于在1970年新年到来之前有了回音。　　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我被安排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棉纺分厂，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这也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以来第一个工人，一个地地道道的纺织女工。　　

我在细纱车间挡过车，落过纱，还在试验室当过实验工。1972版人民币五毛钱纸币上的画面，就是在我们车间设计的。那画面上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细纱车间，而中间那个推着落纱机的女工就是我。只不过在这张人*民*币面市之前，我并不知道此前常在我们车间出没，不时拍照画画的人，就是这张人民币的设计人员。　　记得发行这张纸币的那个月，我们每个人的工资里都有一张这样的新币。发工资那天，我还没进厂，路上碰见了我师傅的女儿，她远远就冲我喊：“钱上有你！”当时我未解其意，等进了车间，师傅才告诉我，以前在我们车间照了许多相的那些人，就是这张五毛钱的设计人员。这张钱中间那个推落纱机的女工，就是照我的照片画的。　　

人物背后　　蒋定桂，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人。　　说她普通，因为她只是个纺纱女工，每天忙碌在纺纱车间，只有最质朴的愿望，照顾好自己的母亲；说她不普通，不只是因为她的形象上了人民币，更因为她的父亲——蒋光鼐。　　
蒋光鼐，字憬然，因抗战而闻名。这位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曾指挥过著名的淞沪抗战，在《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中有这样一句话：“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字字铿锵，国人振奋，敌人胆寒。　　周恩来亦曾致函：“先生以**前导而为华南和平民主之支柱，力挽狂澜，举国瞩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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