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嵬驿兵变之后，唐玄宗和太子李亨兵分两路：玄宗进入四川避难，太子则去宁夏灵武组织力量反击叛军。太子到了灵武就宣布登基，这就是唐肃宗，改元至德，遥尊玄宗为太上皇。

实际上，就在太子即位的第二年，即至德二年（757），叛乱的一方也出现了权力的更替。

这时已经称帝的安禄山因为眼疾失明而性情暴怒，更加反复无常。担心地位不保的太子安庆绪，于是杀了他的父亲安禄山后即位称帝。这样一来，叛军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化。于是，拉开了第二位反叛主角史思明登台的序幕。

史思明胸怀才略，骁勇善战，曾经多次立功，很受玄宗的赏识，他的名字“思明”就是玄宗给改的。安禄山死后，郭子仪乘机借助回鹘的力量收复了长安、洛阳，叛乱似乎很快就要被平定了。识时务的史思明于是归降了朝廷，被任命为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

已经被叛乱折腾苦的朝廷，对史思明始终不放心，怕他再次反叛，于是就想设计暗杀他。结果计划败露，无可选择的史思明于是再度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并于乾元二年（759）杀死安庆绪，自己称帝，国号为燕，建元顺天，自称应天皇帝。

天宝十四年（755）爆发的安禄山叛乱这时真正成为了“安史之乱”。

第二年四月史思明再度攻陷洛阳，战乱又进一步扩大，平叛的事业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起点。

如果说史思明与他的伙伴安禄山，在反叛的舞台上，所表演的内容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他不仅能攻城略地，还知道铸造发行货币的作用，这样既能表达他改朝换代的愿望，同时宣示其帝位的合法，还能为他的叛乱事业筹集经费。这说明史思明的政治才干绝不亚于安禄山，甚至还在他之上，因为他知道货币的重要性。

顺天元宝

上面这两张钱币拓图，就是史思明铸造的两种货币，即得壹元宝和顺天通宝。这两种货币都是他占领洛阳称帝之后，销毁佛像铸造的，事见《新唐书·食货志》：“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壹’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通）宝’”。

一般的情况下，铸造货币不用年号就用国号。“得壹”既不是年号，也不是国号，却被史思明用来铸造钱币，这其中一定另有寓意。

得壹元宝

那我们就试着来猜一下，史思明用“得壹”铸钱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这里的“壹”即“一”，因此，“得壹元宝”可能是取义于《老子·第三十九章》中的一段话，即：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候得一以为天下正”。

作为反叛的胡人，史思明可能是想用铸造“得壹元宝”的方式，来表示他也是天下的正统，是位真命的天子，表明了他要一统天下的愿望。但是，得壹元宝铸好之后，史思明可能才意识到，“得一”也可以被解读为“只得一年”，这就让期盼帝祚长久的史思明很是尴尬。于是，他便改元“顺天”，改铸年号钱“顺天元宝”，表示他起兵造反是“顺天应人”，想表达的意思仍然是要强调他才是顺应天命的真命天子，希望能够统一天下。

这说明史思明已经是一位非常汉化的胡人，不再是一味的蛮干，除了会马背上较力，还会通过铸造货币来打舆论宣传战了。

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与开元通宝钱按1:100的比值同时流通，即“以一当开元钱之百”。都是虚值的大钱，目的就是收刮百姓的钱财。

据大约是唐末五代时期的人张台的记述，史思明铸钱，是以大量销毁寺庙佛像的铜作为原料的，后人因此有“洛阳古寺铜销尽，都是如来劫后身”之说。

顺天通宝是由得壹元宝改铸的，得壹元宝铸造的时间短、数量更为稀少，因此钱币收藏界有“顺天易得，得壹难求”的说法。顺天通宝因为流通时间比得壹元宝稍微长一点，因此有减重的现象，版式也要更加复杂一些。

史思明虽然想通过铸造货币的方式，来表明他是顺应天命的真命天子。但是，残酷的现实却证明他仍然只是一个反叛的胡人，结局与他的前任安禄山也是惊人地一样。

他俩就仿佛像是下凡的同一颗星宿，无论是在位的时间、还是死的地方、乃至于死的方式，竟然都如出一辙，都是死于自己的儿子之手！差别仅仅是一个是亲生的，另一个是领养的。这种结局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在唏嘘之余，我们不禁要感叹，这可能就是政治冒险的代价，亲情、人性一旦被政治野心操控，任何悲剧都有可能发生。即便是亲生父子，也会相互残杀！

上元二年（761）史思明被他的养子史朝义杀死后，叛军再次爆发内乱。郭子仪又一次乘机借回鹘之兵收复了洛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穷途末路的史朝义被其部下李怀仙诱杀，而成为他归降朝廷的投名状。至此，前后延续了七年零两个月的安史之乱始告平定。

安史之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了，但是，叛乱之后的唐朝已经不再是此前的唐朝了。因此，安史之乱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唐朝，对此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的分水岭。

首先是从叛乱队伍中分化出来的，以“河朔三镇”（卢龙、成德、魏博）为代表的军事集团，继续盘踞在以河北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他们虽然表面上归顺了朝廷，实际上却是以节度使的名义，实行军阀统治的割据势力。唐朝从此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由全盛转入了衰落。

其次是为北宋的灭亡预留了伏笔。因为唐朝始终无力控制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河北军阀。因此，使得随后的五代以及北宋政府，重建北方国防线的计划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契丹势力的南移给北宋造成了非常大的战略压力，并因此而亡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都直接与安史之乱有关系。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再次是叛乱平定之后，在思想界引发了对此前曾经风靡一时的“胡化”现象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后来又进一步演变成为了韩愈等人所发动的复古运动。经过这场复古运动的洗礼，唐朝前期那种开放、自信、多元的社会风气，被后期保守的仅仅以中华古典为上的思潮所替代，并最终导致了宋朝的内敛、懦弱和不自信。从此，唐朝文武并重的价值观，被宋朝重文轻武的观念所替代。

最后是作为国家的管理模式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此前，唐朝是继承了北周武川镇军阀系统的武力国家，以武力为立国的根本，政府所有的活动都是直接向民众派发，力役的负担占很大的比重。安史之乱以后，开始采用新的方法，实行“两税法”，向民众收取货币税的比例开始增加。武力国家由此逐渐转变为财政国家。如国内发生叛乱，就用金钱雇佣胡人来帮助镇压；如遭遇外敌的入侵，则用金钱达成和解。这些都为后来的宋朝树立了先例。从此，货币在社会生活中开始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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