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实物货币的流通

（一）春秋诸侯国实物货币的流通

春秋是一个青铜等金属货币开始萌芽，而实物货币也普遍流行的时代。实物货币主要是谷帛，特别是布帛，在先秦文献中就有多处记载。最早的“氓之黄，抱布贸丝”（《诗经·卫风·氓》)，便是用布帛作为实物货币以换取生丝的实例。东周时期，随着各诸侯国实力的增长，贸易更加频繁，而有关贸易的详细纪录也不断增多。当时的实物货币主要是布、帛、丝、绢、皮、革、粟、黍等日用生活品。

到春秋中期，关于实物货币的记载渐渐多起来。如公元前628年，秦国大军东出袭郑，“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搞师。”（《左传·售公三十三年》）杜注：“商，行贾也。乘，四韦。先韦乃人牛。”韦，《广韵》训为：“柔皮也。”又，秦国欲赎买正寄居在楚国的百里奚，便“请以五段羊皮赎之。”(《史记·秦本纪》)这表明，春秋时期各国商贾及贵族很可能都有以动物毛皮或皮革作为国际通用贸易的实物货币的习惯。

除皮革外，绢帛应是当时平民阶层最常使用的实物货币。春秋齐桓公喜好穿紫色衣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结果造成“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这是一个经济现象，即由于大家都争买紫色布匹，所以使得市场上紫色绢帛价格猛增，用五匹白色素绢都换不来一匹紫色绢帛。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素绢很可能是齐国都城集市中通用的实物货币。又如，楚庄王时，“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史记·循吏列传》）《说文》训“币”为“帛也”，表明春秋时期的楚国也是以布帛作为实物货币的。有证据显示，即便到了金属货币已经出现的战国时代，平民阶层仍然还有使用实物货币的现象。发生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南辕北辙”的故事就体现了这一点：魏国使臣季梁见有一人欲往南方的楚国，却向反方向的北面行车，且还解释说：“吾用多。”（《战国策·魏策四》）用，高诱注：“资也。”可见，那人行车的旅费可能不是以钱币来支付，而是以可用的实物作为货币的。

以上是以布帛、皮革类实物作为货币的实例，粟、黍等谷类作物虽也被当作一般等价物，但由于随着陈放时间的延长而容易腐败变质，所以谷类在市场上远不如布帛通行普遍。

（二）释“古泉”

汉代文献中，多称上古货币为“泉”。“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说文解字·贝部》）可知“泉”的称谓可始于周代。关于“泉”为货币的渊源，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座人》：“塞人，掌敛市欲布、总布、质布、罚布、座布，而入于泉府。”贾公彦疏：“知布、泉一物者，此布皆人泉府，故知泉、布一也。”《周礼·天官·外府》：“掌邦布之人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孔颖达正义:“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于水泉，其流行无不遍也。”又，《礼记·檀弓上》：“子硕欲以膊布之余具祭器。”郑注：“古者，谓钱为泉、布，所以通布货财。”因“布”、“泉”互训，且郑玄皆谓之货币，故周代的“泉”应是一种布帛类实物货币。《周礼》透露了周代贸易中实物货币布帛的流通是由外府、泉府等机构操控，不但交易使用布帛，根据郑玄对《座人》所注，布帛还可作为各类商业税款、罚款来支付。汉代人认为，被藏于府库中的“泉”，是以其流通似泉水一般而得名。但以货币的流通形式来类比泉水之流淌貌并以此取名，似不可信。

先秦文献传至汉代不但多有残脱衍，而且还有因文字古文异形而导致的传抄错讹，这在后世的经学注疏训站中习见。故云“泉”者应为汉代传抄之误。根据郑玄谓“泉”为“布”，即“泉”为丝帛之属，盖“泉”亦可通“缘”。当为以热水煮蚕茧后巢丝而所得之绵线。泉府可用绵线织造绸布。且《诗经·卫风·氓》有“抱布贸丝”之说，谓用麻布可以去交易泉府生产的生丝。这样一来，可知周代货币“泉”实当指丝帛等实物货币。

平肩空首布[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二、春秋青铜钱币的流通

降至春秋中期，中原地区已经出现青铜货币空首布。而在北方地区，则兴起了尖首刀、针首刀币。在一个实物货币广泛流通的世界，突然出现了青铜货币的萌芽，绝非偶然。金属货币的铸行也见于文献中，“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王弗听，卒铸大钱。”（《国语·周语下》）按，周景王铸行“大钱”之前，似乎已有“钱”（即平肩空首布）流通于集市。而且，这种“大钱”这种贸易工具似乎必须在王的授意下才能铸行。周景王二十一年即公元前524年，正值春秋中晚期，而河南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出土的空首布年代上限正是在春秋中晚期[1]。

（一）春秋列国都城地区钱币的流通

除洛阳外，河南新郑、山西候马也分别出土了数量较为可观的春秋时期空首布范。新郑窖藏所在地位于春秋郑国都城遗址内。新郑春秋空首布范出土于郑国祭祀遗址中的一口长方形井内，同出的还有26件六棱形内范，以及鼎、壶、钟等青铜礼器[2]。公元前375年，韩灭郑，这口废井中的币范及大型青铜礼器很可能是郑国灭亡后被遗弃的；而侯马窖藏则位于春秋晋国都城新田。候马牛村古城Ⅱ号及XXM号铸铜遗址各出土早、中、晚期空首布芯435件和2319件。LIⅣ号遗址出土的空首布芯更是在10万件以上[3]。洛阳、新郑、侯马三地之所以会出土大量春秋时期铸币痕迹、必然是曾在这些地方流通过空首布币，但恐怕不能说凡是列国都城，就流通钱币。因为在同一时期的诸侯国之间发展不平衡，有些小国因缺乏铜材来源，也是无能力铸行钱币的。然而同时期列国中实力强大的秦、楚等大国的都城遗址中出土物十分丰厚，但却未见钱币窖藏，甚至任何钱币痕迹都没有。郑国钱币币范的出土，证明郑国这样的二流国家也是有能力通行钱币的，但同样为二流国家的鲁（都城山东曲阜）、宋（都城河南商丘）等国都城遗址内也未发现春秋时期的本国钱币。那么这就让我们怀疑，国家实力的强大是钱币的出现的必要条件，但不一定国家强大，就一定会通行钱币。

纪干支名“己”平肩空首布

究其原因，恐怕需要从春秋中期列国的历史背景及其地理环境上寻找答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时期的晋国。晋国的朝政始终是分由国君和多个外姓卿大夫共同掌握的，公族势力一直没有得到扩展，反而愈加萎缩。这种局面发展到了春秋中期，产生了六个强大的家族，即赵、韩、魏、知、范、中行六家，史称“六卿”。这些卿族在晋国的历史发展各个阶段，都陆续被晋君受封于诸采邑内。如范氏因食采于范而称范氏，范氏在晋国拥有很多封地和采邑，而其中在侯马新田遗址东北部的北坞古城，据研究是范氏在晋都附近的私邑；中行氏除了固有封地外，在侯马新田遗址的马庄古城可能也是中行氏在晋都的据点；赵氏是六卿中实力较强的卿族，除众多采邑外，在新田遗址东北部与马庄、北坞相邻的呈王古城应是赵氏在晋都的据点[4]。《左传·定公十三年》：“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其中的“赵氏之宫”应是赵氏在晋都附近的居所，而晋阳则是远在今山西太原的赵氏宗庙所在的采邑。1965年~1966年侯马晋都新田造址东南郊的一处春秋盟誓遗址中，出土了5000余件“侯马盟书”。根据盟书的文字记载，主盟子[5]。赵氏曾在这里与其他卿族盟誓，可见晋都附近是晋国六卿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大概韩、魏、知氏也在晋都附近拥有居邑或据点。由以上论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春秋晋国诸卿回到各自封邑内的机会很少，而大部分时间很可能都呆在晋都附近的居邑内。由于诸卿族皆汇聚于晋都，其所属人口分居在7、8个不同的城圈中。从考古发掘看，侯马、曲沃一带的牛村、平望、台神、白店、马庄、北坞、呈王、凤城等古城遗址形成了分布密集的晋国都城圈[6]。由于诸卿居邑近于晋都，参与晋都政治活动也较为频繁。晋景公十二年（公元前588年），“晋作六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雅、赵旗皆为卿，赏鞍之功也。”(《左传·成公三年》）晋国卿族皆掌有各自私属军队，兵源应是在都城及诸卿私属城邑内征调。因此，诸卿所属城邑的平民可视作一个整体，他们平时很可能来往晋都十分频繁，交易活动更是常事，故空首布币在春秋中期以后的侯马晋都的大量使用也就不足为奇了。牛村古城出土大量空首布芯，证明这座城内应当是都城集市交易的核心区，恐泉府就设置在这里。《周礼·泉府》云：“凡赊者，祭祀无过句日，丧纪无过兰月。”意谓泉府赊欠买家的祭祀品，与买家约期最多不超过10天，赊欠丧葬所用的明器最多不超过3个月，到期后必须交货。看来周围晋卿所在居邑的人到晋都牛村古城贸易，应主要是为购买各自居邑中所没有的祭祀品和丧葬明器。《吕氏春秋·疑似》：“昔也往责于东邑人。”其中“贵”通“债”，说明当时跨不同居邑索取除欠债务或物品是常有的事。

（未完待续）

[1]朱活：《古钱新典》上册，三泰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2]吴良宝：《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3]吴良宝：《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4]田建文：《新田模式一一候马晋国都城遗址研究》，《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132页。

[5]长甘：《“侯马盟书”丛考》，《文物》1975年第5期，第12~15页。

[6]刘结：《晋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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