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故著名作家巴金生前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一建议很好。十年浩劫，其损失难以估计，人们应从中吸取教训，永为殷鉴。

“文革”对邮政的影响很大，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其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在各国邮政史上都是罕见的。

在狂热中人们竟失去了理智，多少邮册被抄走，多少珍贵的邮票被焚毁，多少集邮者遭到厄运呵！有关“文革”邮史，我认为有下面四个问题，可供大家探讨。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无多种题材，邮票内容单调

邮票发行，本应题材广泛，多种多样，五彩缤纷。可“文革”时，八十多枚邮票，多数是语录、诗词、头像，着色大体上是一片红。江青搞什么“红海洋”也影响到邮票。

从1970年开始的编号票的题材，也不广泛，其中有些是样板戏，有些是“文革”派生的。如“赤脚医生”、“工农兵上大学” 、 “知识青年在农村”、“五·七干校”，这些题材内容单调贫乏。正如当时进新华书店，只能买到“著作”和“语录”，其他书难以买到，进剧院只能看到《红灯记》、《沙家浜》等，邮票也如此，这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在邮票上反映，在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的。

（二）无统一志号，发行混乱

本来在“文革”前，邮票发行都有年代和纪、特的标志，明白易懂，妇幼皆知。

“文革”开始，这些标志，不知为什么被取消了。“纪124”邮票发行后，从1967年4月开始就没有“纪”的标志。

“特75”邮票发行后，从1966年5月开始就没有“特”的标志，为什么要去掉呢？还不是受“左”的影响！

以后发行的编号票，也不好记。直到1974年1月，志号出现，纪、特改为J、T，才逐步走向正规。

另一方面，“文革”时，也出了一些其他邮品，有“文革”邮资信封，更有加盖“万寿无疆”的明信片。

为什么要加盖呢？一般是邮票一时供不上，临时加盖，以应急需，而“文革”时加盖“万寿无疆”不是出于邮政业务的需要，而是出于个人迷信，这是少见的，目前已难以收集。

当时各种官方发行的封、片，无不印有“语录”或“文革”图案，甚至各种单据、收据、票证、介绍信、电影票、毛巾、瓷器都印有“最高指示”。“最高指示”满天飞，真是奇观。

（三）无需付邮资，“红宝书”免费邮寄

北京《集邮》杂志总191期杨赤兵一文曾提到的一件邮史。即在“文革”开始的头几年，凡邮“选集”、“语录”可以一律免资挂号。为什么免费？

为了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全国各地邮局“选集”、“语录”堆积如山，南来北往，红色小包全国飞，反正不要钱，大家都寄。到1967年9月，“文革”高潮，这时实际上差不多每个人都有“选集”、“语录”了，有的人甚至有几套。这样，就没有必要再邮了，但为什么还有人邮来邮去？

个别少数人利用这种狂热，违章夹寄信件，一本“语录”邮给你，内夹一信，自己节约八分钱；你收到后又回信，又将此“语录”邮回。“红宝书”在全国免费邮寄，邮政从中贴补多少钱，实再无法估计。

仅我所知，作者当时在西藏军区政治部工作，政治部办公室楼上楼下，大包、小包“选集“语录”堆满过道走廊。这里有上面发下来的，有外地寄来的，有等待寄走的。

而内地去西藏当时仅有汽车，交通十分困难，邮车很少，而且常遇大雪封山，但“宝书”不能耽误，往往是一车“宝书”进山，另一车“宝书”出山。

邮包上写有：“内有‘最高指示’，快发快运。”或“最高指示，快递专送。”可惜现在很难看到这类包单了，这样不讲经济效益，浪费人力、物力，浪费汽油、浪费时间，简直是一种荒唐。

这在人类历史上、世界邮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这段“文革”邮史应该好好回忆呵！

还有邮票不准盖戳，谁贴了《毛主席去安源》的邮票，邮局不许销戳。

这件事，是否属实，还有待邮友提供确切证据，但《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的盖销戳是很少见的，则是事实，如果属实，这也是世界邮政史中绝无仅有的。

（四）无统一管理，邮戳上地名随意更改

在“文革”狂热中，可以随便改地名，不是有不少“东方红”、“红卫”、“反修”、“反帝”的地名吗？作者就收集了“东方红”、“反修”的地名邮戳，还有叫“文革”的地名。更有笑话内地有“造反派”随便将“香港”更名为“驱帝城”，香港《邮票世界》杂志曾几次刊出当年从内地寄往香港（上写“驱帝城”）的实寄封，这都是随便乱改。君不见当年北京王府井大街不也是一度改了名吗？

俱往矣，十年一觉红色梦；看今朝，“改革开放”形势好。“文革”邮品应收集，“文革”邮史应研究。建议《中国邮政博物馆》将“文革”邮史作为一个专题，加以收集、研究、整理展出。

图片来源于邮来邮网邮票目录（除全国山河一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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