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号邮票”是中国人民邮政1970年8月至1974年12月发行的纪、特类别邮票，邮票不分票种，不分套别连续编号，共发行21套95枚。查《中国集邮大辞典》（2009年版）“邮票志号”辞目，其释文中有以下内容：“印在邮票图案上表示邮票分类顺序编号的标志与号码。简称志号。中国从1949年10月起，在纪念邮票与特种邮票上首先采用邮票志号，为邮票检索、分类、收集、整理带来方便，创意人为邓连普。中国邮票志号的编列形式，40多年来有几次变化……1967年这种志号中断。第2个时期，从1970年8月1日开始，不分纪念、特种邮票，重新从1号编起。每枚邮票一个号码，累计顺序编号，共发行21套，95号。这种志号称为编号票志号……”

我国邮票志号共有4种形式，编号邮票志号最为特殊。其他三种志号形式虽然各有差异，但均包含邮票的纪、特票种，邮票的套号，全套邮票的枚数及枚顺序号，票面年份等多方面信息。而编号邮票志号仅仅包含表示邮票分类的“编”字，每枚邮票的连续编号和票面年份，显然其提供的信息少得多，这种志号就“为邮票检索、分类、收集、整理带来方便”而言已大打折扣。

编号邮票志号是在“文革”特殊时期出现的产物，1967年2月，北京邮票厂的群众组织以编印志号是对工人的“管、卡、压”，给生产带来被动为理由，提出要取消邮票志号。后又提出：邮票是为广大工农兵服务，而志号是为少数集邮者服务的，这是一个方向问题；编印志号与邮票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武器的要求不相适应；给邮票印制增加许多复杂性，造成编号错乱等问题。最终邮电部于1967年3月31日发出《关于取消纪、特邮票编印志号的通知》，无志号的“文”字邮票于同年4月20日问世。据《中国邮票史》（第8卷）记述：“由于‘文’字邮票在每枚邮票上看不到套的编号、枚的序号、每套邮票由几枚组成、发行年份，给邮票发行管理带来很多不便，基层的邮票发行部门要求恢复邮票上的编号。当时，邮政总局也认为应该恢复邮票上的编号。”但对采取哪种编号方法有不同的意见，由于担心被扣上“复旧”“翻案”的帽子，不得已而采取了折中的办法。1970年8月开始发行编号邮票，“文革”开始后4年多一点的时间，在“文革”初期被批判的事物能够得以恢复，如果说不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也是一种特例。究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取消邮票志号给邮票发行管理工作带来不便这样的理由，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形势所致。“文革”开始后，国民经济受到社会动乱的破坏而急剧恶化，生产大幅度下降，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等领导，从1969年初开始着手恢复各主要工业部门和其他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同年4月1日召开了党的“九大”，虽然“九大”仍然坚持错误的路线，但是党的各级基层组织相继恢复，国内形势稍趋安定，国民经济逐步恢复。此时邮票发行工作也出现了转机，新组建了邮政总局，成立了邮票设计发行组，增加了邮票设计人员，恢复邮票志号才能顺势而为。

但是编号邮票志号的缺欠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是未区分纪、特票种，笔者试探讨其原因。“文革”开始后，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的邮票遭到批判，特别是指责“纪严特宽”的邮票发行原则是“邮票上的修正主义纲领”，已发行的特种邮票受到更严厉地批判。在这种情况下邮票发行主管部门“谈‘特’色变”，不敢发行特种邮票。致使列入1966年邮票选题计划的多套特种邮票未能发行，“特”字头邮票比“纪”字头邮票提前近一年退出历史舞台。“文”字邮票取消了编印志号，从文1至文11这11套邮票的发行通告中都明确为纪念邮票，而从邮票的选题看有些则毫无纪念性，如文1《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文4《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文6《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文7《毛主席诗词》、文8《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等邮票。随着时间的推移，邮票发行主管部门的人员越来越感到，一股脑地统称为纪念邮票并不确切。如在文12《毛主席去安源（油画）》邮票的发行通知的草稿上，审稿人将原来写的“纪念邮票”的“纪念”两字划掉。结果文12和此后发行的文13《毛主席最新指示》邮票都没有认定票种，而文14《南京长江大桥》和文15《热烈欢呼中国共产党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的发表》这样有明显纪念性的选题又被认定为纪念邮票，最后发行的4套“文”字邮票则未认定票种。邮票发行主管部门认识到，不能再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发行的纪、特类型邮票全部认定为纪念邮票，而只认定其中纪念邮票的做法也只能是权宜之计，既然不敢提“特种邮票”一词，干脆以采取不认定纪、特票种的方式发行邮票。可见，编号邮票采取不认定纪、特类别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那个特定年代的明智选择。

编号邮票志号没有区分纪、特邮票类别，邮票发行通知中也没有说明邮票的类别，但这21套编号邮票中既有纪念邮票也有特种邮票，故有集邮者主张为编号邮票划分纪、特。对此笔者持不同的看法，因为我国集邮者对纪、套邮票的区分在认知方面存在差异，而且有的在志号中虽已区分纪、特类别的邮票，其票种归类仍有值得探讨的问题，故集邮者不可能对认定编号邮票的纪、特类别达成共识，不如尊重历史维持原状为好。

编号邮票志号的缺欠之二是志号中没有套号、全套枚数及枚顺序号。从编号邮票恢复志号的理由是为了便于邮票发行部门对邮票的管理看，由于“文革”期间集邮被视为“封、资、修”的闲情逸致，国内的集邮业务被取消了，志号中没有套号、全套枚数及枚顺序号，也基本上可以满足邮票发行部门对邮票管理工作的需要。编号邮票志号不利于邮票的收集、分类、整理，这与“文革”期间批判集邮也相“适应”。

我们从编号邮票上看不到邮票的套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中是以“编1-6”“编7”“编8-11”“12-20”“编21-24”……表示邮票的套号。纵观21套编号邮票，其中仅“编12-20”这套邮票与其他纪、特邮票的分套原则不同，“编12-20”《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邮票全套9枚，据《中国邮票史》（第8卷）记述：“决定用两组邮票表现主题。一组是以毛泽东革命活动为主线，重点表现几处革命纪念地；一组是以工农兵为主体，表现全国人民高举‘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旗帜，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胜利前进。”这样发行的邮票应为系列邮票，两组邮票应各有一个套号，即应分为“编12-17”和“编18-20”两个套号。

编号邮票志号也与其他3种志号形式一样，存在顺序号与发行顺序不同步及票面年份与发行年份不符的问题。前6套编号邮票的发行顺序与编号顺序同步（以整套邮票的发行时间为准），之后发行的15套编号邮票这两种顺序比较混乱，以下按发行时间顺序排列后15套编号邮票：8、9、7、11、10、12、14、15、19、20、13、21、16、18、17（数字表示第几套编号邮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革”时期邮票发行的无序性。有2套编号邮票志号中的年份与邮票发行年份不符：一是“编78-81”《工业产品》邮票，票面年份为“1973”，邮票发行时间是1974年12月23日；另一套是“编82-85”《赤脚医生》邮票，票面年份为“1973”，邮票发行时间是1974年6月26日。这2套邮票都是原计划于1973年发行，因故推迟到次年发行，如《中国邮票史》（第8卷）记述：《工业产品》邮票“是由于采用影雕套印，生产周期长，加上印刷能力不足，从批准到发行用了一年多时间。”

从编号邮票志号的特殊性看，《中国集邮大辞典》（2009年版）中“套号”“图号”“总图号”3个辞目释文的部分内容需要修改。“套号”辞目释文中的“套号是邮票志号中的主要部分”（P84），“图号”辞目释文中的“图号是邮票志号中的组成部分”（P84），都与编号邮票志号不符，故应删除以上内容。“总图号”辞目的释文为：“每枚邮票在该票种全部邮票中的总顺序号。总图号是中国人民邮政1949-1967年间的邮票志号的一个组成部分。如‘纪’字头邮票到1967年止，总图号编到406号；‘特’字头邮票到1966年止，总图号编至444号。1974年恢复使用的志号中取消了总图号。”（P84）显然该释文遗漏了编号邮票，因为编号邮票志号中的连续编号“1-95”也属于总图号。笔者建议将“总图号”的释文改为：“每枚邮票在该票种全部邮票中的总顺序号。总图号是中国人民邮政‘纪’字头纪念邮票、‘特’字头特种邮票及编号邮票的志号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纪’字头纪念邮票总图号编到406号，‘特’字头特种邮票总图号编至444号，编号邮票总图号编至95号。1974年使用J、T志号后，取消了总图号。”

结论：尽管编号邮票志号存在种种缺欠，但在“文革”中期能够恢复在“文革”之初被批判而取消的邮票志号，确实有着积极的意义，既说明在“文革”的困境中仍然有坚持正确路线的力量，也证明了我国首创的邮票志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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