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相对于以往多以文字叙述来纪念历史的方式，对20世纪以来的纪念活动，图片、影像、实物等越来越成为最活跃的形式。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币更是一种引人关注的纪念形式。自1995年首次发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金银纪念币”以来，每逢十年，即发行一套纪念币纪念这次伟大的胜利。纪念币自然以图案为标记，昭示抗日战争中的那些重要时刻、事件、人物等等，图案的隐喻与指称，均为广大民众熟悉的纪念元素。至于各图案背后涉及的相关史事，对广大民众来说，虽未必陌生，却一定有值得再深入了解之处。


    长城：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抵抗外患的象征。从冷兵器时代进入火器时代，长城再次成为中国人民抗击外侮的历史见证。长城曾多次出现在现代贵金属纪念币上，其中人民银行在2005 年发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金银纪念币”的金银币共同正面图案，就是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前的醒狮为前景，长城为背景设计，显示出中华民族在经历蜿蜒曲折的奋斗后以雄狮之姿站立于世界东方的精神。长城在抗战历史中的故事应该从“长城抗战”讲起。1933年1月3日，日本关东军集结重兵南侵，攻陷山海关，后又进犯热河、绥远一带。中国军队奋勇抵抗，在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及山海关的九门口全线阻击日军，直到5 月撤兵。此即著名的“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是继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中国军队再一次武力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得到全国各界的积极支持和援助，可以说是一场军民联合抗战。时任绥远省主席的傅作义，在1933年1月15日便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号召民众与军队一起奋起救国御侮。北平各界尤其是教育界也积极响应，成立抗日后援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北大校长蒋梦麟曾在抗战胜利后回忆长城抗战时写道：“国军以血肉筑成长城抗御敌人的弹雨火海，主要凭借的就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中国在漫长痛苦的8年之中愈战愈勇，虽然千千万万的人受伤死亡，中国却能始终连哼都不哼一声。我们虽然节节失利，却终于赢得战争。”北平抗日后援会集结当时北平教育界的众多名流，胡适也是其中之一。1933年3月3日，胡适到后援会，与傅作义等人谈抗战失利之事，“大家都极不欢。发二电给蒋（介石）宋（子文）”，至晚上，又心极愤慨，约丁文江、翁文灏聚谈，再拟一电给蒋介石。电称：“热河危急，决非汉卿（张学良）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次日，又获闻日军自朝阳入至承德，孤军深入，真如无人之境，而中国军队负责防守热河的汤玉麟却不知下落，真可谓全国震惊。


    同年3月13日，胡适晋谒蒋介石谈论热河事件，给后人留下重要政局内幕。蒋介石自认实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原估计日本需用6 个师团，则必在日本国内和台湾进行动员，“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得多！”胡适评论称：“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胡适问蒋介石能否抵抗？蒋介石称需有三个月的准备。胡又问：“三个月之后能打吗？” 蒋介石说：“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是不怕死的。”胡适以为蒋介石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胡适并未诬蔑蒋介石，在蒋介石1933 年3 月28 日的日记中有类似的表达：“此时以稳定抗日战线，加强对北方防御，为目前之急务；至对江西剿共，则只有付诸湘、粤各军，逐渐紧迫而扑灭之。其根本问题，乃在整理部队，培植地方民团，消灭反侧，严防变乱。”对于侵华日军与中共军队，他认为：“对前一项，加强防御，对后一项，应准备进剿也。”由此可见，长城抗战的妥协，何应钦的妥协均应由蒋介石承担责任。


    政局与时局如此，颇令胡适悲观，他所能做的就是认认真真为长城抗战牺牲的将士撰写《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铭曰：“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当公墓碑在大青山竖立时，鉴于日军可能会攻陷此地，胡适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然而，1935 年6 月5 日，胡适等人赴此凭吊，碑已被中国人自己毁掉。他在日记中称：“我不曾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我的碑已被‘埋葬’！”胡适进而追问墓碑被毁之故，被告知：当华北形势最危险时，“小心的何应钦将军”打了几个电报给傅作义，叫他消灭一切“抗日”的标贴，尤其是大青山的阵亡将士公墓。傅作义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改成“长城”二字。至于胡适所撰的碑文则被蒙上一层沙石，另刻上“精灵在兹”四个大字。至于全国送来的匾、联、铭、赞，凡有敏感性字眼的，都设法迁毁，只剩林森主席的“河山壮气”一个匾。胡适“站在这二百零三个国殇的墓前，真不胜感慨”。今人读史至此，亦不免唏嘘！
 

   卢沟桥：这个曾两次登上抗战胜利纪念币的历史印记，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中国人民银行在1995 年发行的“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 周年金银纪念币”中，1盎司金币的背面图案即为卢沟桥造型。桥上的石狮与桥下的潺潺流水仿佛在提醒着人们勿忘发生在这里的血的历史。2005 年，卢沟桥上的碑亭再次出现在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 周年金银纪念币”1/2 盎司金币的背面图案上，显示出卢沟桥在抗战胜利中的纪念意义。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深深的烙印。然而，一般民众除了对奋勇抗击日军的二十九军有所了解外，对于挑起这次事变的日军却未必有清晰的认知。如果历史警醒后人，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人士都不应忘记挑起事变者的确切身份，即引发七七卢沟桥事变的这支日军——日本华北驻屯军。


   根据李云汉先生整理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史料及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大致梳理华北驻屯军的概况如下。日本在中国华北驻军的“法理”依据，在于1901 年清朝与各国签订的《辛丑和约》（习称《辛丑条约》）。其中第七条称：大清国家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信，亦可自行防守，使馆界线于附件之图上标明如后……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第九条又称：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廊房、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平、秦皇岛、山海关。至于各国在华驻屯军的人数，亦有明确协定，一是京师使馆卫队的总数不得超过2000 名，二是京师至山海关一线的驻军不得超过6200 名。


   根据上述条约文本，参与侵华的各国均有权获得在华驻军的权利，日本自然为其中之一。这些驻军的职责与权利范围，一是保护本国驻北京的公使馆，二是维护自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交通线，三是驻地有明确规定，超越此范围的举动，自然为非法的行为。不过，该项特殊的“驻军权”逐渐被各国肆意解释与自行扩大，使得驻屯军的权利与额数终于扩大为一支主宰华北命运的部队。后来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即源于此。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华北驻屯军也不甘沉寂，于11 月8 日制造了“天津事变”，积极配合关东军吞并东三省的战略意图。换言之，此后的华北驻屯军以天津为中心，在华北地区肆意开展“分离华北”的政策，制造傀儡组织，掩护走私，以及迫害中国爱国志士，是华北事变的积极推动者。1936年后，华北驻屯军常常在平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并不断变更各部队的驻地。1936 年5 月，一支日军开始在北京丰台兴建营房，并多次挑衅在丰台驻防的中国军队。可以说，类似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挑衅，早在1937 年7 月7 日前已多次在丰台地区发生。在摩擦中，中国军队一再退让，后从丰台撤出，将丰台重镇拱手让给华北驻屯军的牟田口廉也联队所属的一木清直大队。此后，一木清直大队便以丰台为大本营，向卢沟桥一带推进势力，以军事演习为掩护，侦察地形和谋求建立营房。最终于1937 年7月7日酿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延安：著名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延安，也曾两度登上抗日战争纪念币。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中，又一次出现延安宝塔山的身影。宝塔山是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标志和象征，是延安市的标志性建筑，提到宝塔山，就会让人想到延安，提到延安，就会使人联想到抗战。宝塔山是1953 年版第二套人民币二元券的正面图案。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 年颁授的独立自由勋章，核心图案也是宝塔山。因此宝塔山会多次登上纪念币也就不足为奇。“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著名文学家贺敬之热情的讴歌，代表了宝塔山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延安也曾出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 周年金银纪念币”1 盎司银币上，该银币的背面图案以陕西腰鼓为前景，以延安宝塔山为背景，展现的是人民群众打起腰鼓普天同庆的场景。胜利的一天终于到来。1945年8月10日下午，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瑞士向盟军宣告接受无条件投降。当晚，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便传至延安，所有的人几乎疯狂了。延安各处山头点起了野火，下面锣鼓齐鸣，人声呐喊，火炬挥舞。身处其中的人，对此情景犹如梦中，回首此前的艰苦岁月，只感到一种沉重和悲酸。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至延安，延安全城再次沸腾！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后来回忆称：“广大人民群众不约而同地掀起盛大的狂欢，以延安城为中心的几条辐射型山沟中，满山遍野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爆竹齐鸣。人们欢呼雀跃，把衣服帽子抛向天空。卖水果的老乡把筐里的苹果、梨送给近旁不相识的人。不管认不认识，互相拥抱，大家拉起手来扭秧歌。当天夜晚，满山遍野是火的海洋、欢乐的洪流！狂欢持续了三天。”延安到处都洋溢着抗战胜利的喜悦。当夜幕降临后，延安城各区到处举行火炬游行，全城灯火辉煌，欢呼声不绝于耳。游行队伍鼓乐喧天，无数火炬照亮延安的河畔和宝塔山。
9 月2 日，日本政府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消息传来，延安各界即着手筹备庆祝抗战胜利和迎接和平建设新时期的盛大集会。9月5日下午，延安各界约两万人在南门外广场集会，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有人记述当时的空前盛况称：“人们冒着纷飞的细雨，从四面八方，从山上，从田野里，从工厂和学校里，从暂时的兵营，从正在忙碌的商店柜台旁边……涌向广场中来。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着经过8 年艰苦斗争所换取的欣愉。”会场四周新竖立的木排上，张贴着各种颜色的标语。伴随着成千上万的群众，由各种各样人组成的秧歌队，一队队地在移动。锣鼓声和欢呼声混成一片。从广场上，从两旁的山壁上，传出来一阵阵高昂的口号声：抗日战争胜利万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和平、民主！中苏美英同盟军胜利万岁！中国人民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乐队还奏起《同盟国进行曲》：“同盟国万众一心，打倒敌人，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前进……”



    同一天，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其中指出：“在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表现无比的英勇和坚毅。在前线，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流血战斗；在后方，工农大众、知识界和产业界努力工作；海外爱国侨胞则踊跃输将，援助祖国抗战。全中国同胞这种英勇奋斗的事迹，将永远垂诸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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