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这是建国以来最大一起黄金失窃案。

八百两黄金突然消失

当时,六一五厂承担了一项国家交给的重大任务——冶炼从民间收集来的黄金和白银。因为这是一项保密工程,所以当时黄金的代称为100号,白银为200号。成堆的黄金被堆放在车间用包装箱板临时搭建的仓库里,那时靠的全是工人们的觉悟。但这满地金银,还是引起了时任该厂生产科科长的关庆昌的注意。

1961年3月18日是星期六,天下着小雨。这天下班后6点,关庆昌到了厂浴室,和浴室里所有的人都打了一遍招呼,简单洗了一下,就匆匆穿好衣服赶回办公室,戴上手套,拿上羊角锤,轻松地撬开仓库板墙,用羊角锤撬开装黄金的木箱子,拿走了两块黄金。他把黄金放到家后,急忙换上衣服,几分钟后出现在工厂俱乐部举办的舞会上,逢人就打招呼。他的整个作案过程不超过20分钟。晚上9点半舞会结束,在众目睽睽之下,各自回家。关庆昌回家让媳妇连夜把作案穿的棉鞋换了鞋底。

星期一,发现黄金被盗。公安局破案的声势造得很大。每个公安人员负责十余名工人,采取背靠背的方法,互相检举,互相揭发。工人都需要一一按手印,现场发现的布鞋脚印和判断的作案工具羊角锤,被列为重点线索,因此,职工穿的布鞋和家里的羊角锤都被勒令上缴。

不得安宁的窃贼

关庆昌把黄金藏在厨房的烟道里,但那时是两家共用一个厨房,而且,他与邻居的关系非常紧张。最后,他把金子从灶坑里搬出来,锯成四块,用木板包上,垫了炕柜。

关庆昌盗出的黄金是高纯度的,所以无法出手。为了降低纯度,他弄了不少化学试剂和盆盆罐罐,想自己熔炼金子。他一折腾,让那位和他不和的邻居起了疑,邻居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遗憾的是,当时有关部门以为是邻里间的纠纷,关庆昌因此躲过一劫。

但此事还是把关庆昌吓了一跳,他决定离开这个邻居。在上世纪60年代,能住上“两水两气”楼房的人是极少数的,关庆昌却要求调到没有“两水两气”的平房去。他的理由是:“共产党员要把方便让给别人。”

关庆昌搬到了平房里,为了掩人耳目,他加高了院墙,又在巴掌大的院里栽了一棵树,整日大门紧闭。甚至连儿子结婚时,门口的大红喜字也不敢贴。别人问起,他说是举办了一个“革命化婚礼”。

如此破案好荒唐

星期一,六一五厂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一上班,青年工人高兴贵就紧张地跑到郭家惠跟前,嘴唇哆嗦着说:100号产品被盗了。郭家惠吓得几乎瘫倒在地。事关重大,他急忙向厂里报告。

因为他是黄金的保管者,当然成了第一个被怀疑对象。他去报案时被扣住,受到了严厉审讯。连第一个发现黄金丢失的高兴贵,也成了怀疑对象。两人很快被关在一起,每天有军人看守。他们就这样被关押了三个月。

最后,郭家惠的包装组组长职务被撤掉,预备党员资格被取消。

有一位叫贾清吉的老工人,13岁入厂,后因表现积极被抽调到护厂队,曾被评为沈阳治安劳模。贾清吉这个人很直,几次在公众场合说过:这金子不放库里,早晚要出事。他的这番话,自然被举报了上去。理所当然的,他成了突破对象。贾清吉被当成重点,在厂里大会小会的批、无休止的审问,每次还受点皮肉之苦。根据“常在河边站,没有不湿鞋”的原理,他曾一度被调到炼金车间,没想到这个忠诚的老工人不但不偷,在监视中还搞了一项技术革新。

当时的厂长叫李榆,也被关进了牛棚。那些专案组的人推断,李榆可能把金子藏在已过世的母亲的棺材里了。于是这些人就跑到东陵,把李榆母亲的坟掘了,将棺木打开,可奇迹并没有发生。更离奇的是李榆家有个保姆,早在1959年就返乡回家了。黄金案发生在她离开的两年以后,但这些人认定保姆就是李榆的特务上司,八百两黄金作为特务经费被送到保姆那去了。于是他们又“辛辛苦苦”地去追查这个保姆。

这种残酷的斗争,使没有犯罪的人,都开始怀疑起了自己。有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在一次斗争会上,受不了这种刺激,自己冲上台去,承认说:“这金子是我偷的。”但这位老兵在厂里是出了名的老实人,连专案组的人也不相信,只好不了了之。

待到真相大白时

1980年,国家放松黄金买卖的限制,调高了黄金的价格,到银行兑换可以不用户口本了。关庆昌觉得时机已到,决定出售黄金。1980年4月15日,他从一块黄金上剁下来约1.5公斤的一块由妻子黄淑珍拿到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去出售,共得款23000多元。黄淑珍分别用6个姓名办了定期存款,把余下的65元零钱揣进兜里。

由于黄金纯度太高,引起了银行保卫部门的怀疑,关庆昌的妻子被扣押。经过审讯,一切很快水落石出。关庆昌被抓获,全部金块被搜出。关庆昌被判了死刑,但20世纪80年代中国步入了法制社会,根据当时刑法,盗窃罪没有死刑,关庆昌据此提起上诉。最后关庆昌被改判为无期。

关庆昌在监狱改造得很好,以后又被减刑,现已出狱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