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白玉玺以6338万成交 刷新世界拍卖纪录(组图)

金融海啸的影响扩大，但香港苏富比昨日举行的“皇威万代”拍卖会却未受影响，总成交额高达三亿八千三百万港元，多项拍卖品均超过拍卖前的预料成交价。

而备受注目的乾隆帝御宝交龙钮《乾隆御笔》白玉玺，则以六千三百三十八万成交，刷新白玉世界拍卖纪录。

御玺，可以说是文物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只有它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皇帝亲自使用过的。因此在它所呈现的历史事件面前，材质、艺术性这些平日衡量文物价值的关键因素则退居次位。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届期归政。第二年新正乾隆亲自举行授受大典，并下诏“……皇太子于丙辰正月上日即皇位。

朕亲御太和殿，躬授宝玺，可称朕为太上皇。”就在宣布传位颙琰的同时，乾隆也为即将来到的太上皇生活进行积极准备，九月二十八日他又传下谕旨：“朕归政后，应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太上皇之宝，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篆刻作为太上皇帝册，用彰熙朝盛瑞。”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制的这方“太上皇帝之宝”22.5厘米见方，为清代最大的皇帝御宝，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所谓“太上”者，无上也，为极尊之称。“皇”者，得大于帝也，也就是说：太上皇是德高于皇帝的至高无上之人。在中国历史上，“太上皇”最早出现在秦代。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自称始皇帝后追封他的父亲秦庄襄王为太上皇，这也是唯一的死后被追尊为太上皇的例子。

事实上，太上皇并不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所固有的制度，所以他的出现通常伴随着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上的太上皇们因授受之际的情况不同而境遇各异，但多数是受形式所迫勉强让位。通观中国历史，名副其实既有尊位又有权势的太上皇，恐非清代的乾隆皇帝莫属。对于乾隆而言，传位于嘉庆让自己成为太上皇帝，是他自己主动完成的行为，这也就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据北京故宫所藏的《乾隆宝薮》（乾隆御玺印谱）一书记载，在乾隆皇帝授意下，此后内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大小各异的太上皇帝御宝二十余方。

其中有一方“太上皇玺”倒是极具特色，这方玺使用温润纯净的白玉刻制，整体呈圆柱状，上部做出土红色沁，显得古朴凝重。这是乾隆“太上皇玺”中唯一枚圆形印面的。此玺“太上皇玺”印面以篆体阳雕“太上皇帝”四字，看得出，“太上皇帝”四字是有意识的被刻制成“十”字形的布局。这种布局始自于他的“信天主人”玺，此后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作一、二方，如“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天恩八旬”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系列。此方“太上皇帝”圆玺便是此系列中的最后一方。

在这枚圆玺的玺壁上，通体阴刻《自题太上皇帝之宝》御制诗，诗云：“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袟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逞。自问生平奚立德，永言绳继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这是乾隆成为太上皇一个月后，专门为刚制作好的“太上皇帝”玺而作的，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表露出此时乾隆帝的所思所想。在窗明几净的书房内，展卷研读宋代大儒家张载的哲学著作《西铭》，发万物一体之微，体乾坤大道之义，默会前贤，忘记忧愁，这恐怕也是乾隆帝理想中太上皇生活。而在此诗的自注中，乾隆也特别提到他成为太上皇后，摒弃了例行的加上尊号的繁文缛节，只是“命篆太上皇帝之宝”作为自己这一重要人生转折的纪念。

作为乾隆帝太上皇时期的重要宝玺之一，此方圆玺经常钤印于内府收藏的书画之上，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韩滉的《五牛图》、晋代王献之的《中秋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唐寅的《品茶图》轴等都钤印有此玺。另外，在一些宫藏古器物之上也能见到，如台北故宫所藏新石器时代至夏代的玉圭上。

2007年10月9日，这方“太上皇帝”圆玺出现在苏富比拍卖会上，并以4625万港元的高价，被一位手持2077号牌的中国买家拍得。这个价格在当年创下了中国御玺单枚拍卖的世界最高纪录。

历朝宝玺制度

玺者，印也，是皇帝的印章，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称为玺，或宝玺。皇帝的印章也有公章、私章之分，宝玺属于公章，凡是皇帝代表国家发布各种诏书及文告时，皆钤盖宝玺。中国的“宝玺”始自秦始皇嬴政。据文献记载，秦设立制度：皇帝印独称玺，设六玺，皆方寸，印文用小篆、以纽、绶排定等级。之后“百代皆行秦政事”，此后历朝历代，或是传承或是重刻，直至清亡都是如此。

秦始皇创立的宝玺制度被汉高祖刘邦全部继承下来，形成了后来所谓的“秦汉八玺制”，这一制度也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和隋，他们不仅继承了秦汉的八玺制，而且连规格、名称、纽式、文字都基本不差。到唐朝武则天称帝时，则独出心裁地增加了一方“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神玺，而将八玺制改为九玺制，同时又将“玺”改为“宝”，从此以后各朝都称之为“宝”。北宋时增至十二宝，南宋则是十七宝，明朝猛增至二十四宝，清朝除交泰殿二十五宝日常使用外，还供奉着“盛京十宝”。

宝玺在数量上随着朝代的更替不断增多，体积也不断加大。秦汉时，方一寸二到四寸不等；唐朝，方二寸到四寸不等；到明、清时则增加到方二寸九到五寸九不等。较大者有宋朝“宝命宝”，印面竟有九寸见方，而明朝建文帝的“凝命神宝”印面达到一尺六寸九分见方，可谓是硕大无比。数量及体积的变化，可以看出皇权在封建体制发展过程中不断细化。另外，历代宝玺的材质都是以玉料为主，且多是和田玉，仅有几方是金质和檀木。这与中国人自古以来将玉比“信”的思想有着直接关系。纽式则清一色的为龙纽，只是龙的形态按朝代各有不同，从秦汉的螭兽（小龙）纽，到以后的螭虎纽，而螭龙纽的叫法是唐太宗因避祖父李虎讳而改称，宋朝以后则干脆称做龙纽了。

不过到今天，我们能看到相对完整保存下来的，就只有清代的。明以前的则完全没有实物可参看，只能从一些史书中看到零星记载。现在藏玺最多的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相当数量的藏品。私人收藏大多都在国外，尤以法国为多，国内市场极为少见。这其中的原委，跟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各国派兵驻守的区域有直接关系。当时德军将指挥部设在了乾隆皇帝用来接见外国使节和召开宴会的紫光阁，因此在这里的大量紫光阁功臣像和大量的瓷器被掠到德国。法军驻扎在景山的寿皇殿，雍正时期这里曾用来供奉康熙的“御容”，之后乾隆将这重新翻修后，专门用来存放前任皇帝们的御玺。

丢失的宝藏

其实在乾隆以前，御宝一般没有规定确切的数目。乾隆初年，可称为国家御宝之印玺已达二十九种三十九方之多，且因有关文献的记载失实，用途不明，认识错误甚多，造成混乱状况。针对这种情况，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对前代皇帝御宝重新考证排次，将其总数定为二十五方，并详细规定了各自的使用范围。被重新排定后的二十五宝各有所用，集合在一起，代表了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各个方面，它们被存放在故宫内的交泰殿内，而对于带有前任明显个人特征和风格的御玺则会被收存起来存放在景山的寿皇殿。由于交泰殿位于故宫之内，因此免遭洗劫，而寿皇殿则没有那么幸运。我们从当时法国海军上尉皮埃尔·洛蒂（PierreLoti）的日记中能看到当时有关这些御玺的情况：

“1900年10月23日，星期二，北京　　在箱内的格子里，在那隐秘的双层底中，裹放着成百个君王的御玺，用整块玛瑙，玉石或金子制成。他生命中的任何情形及他在位时的任何法令都需要这些沉重的印章，这些无价的玉玺，在皇帝下葬后，没有人再碰过，在这里已经沉睡了两百年。”（《在北京最后的日子》）

那方被拍出4625万港元高价的“太上皇帝”的圆玺就在此中，被当时年仅28岁的法国将军德·耶赛（deGercey）掠走。这位年轻的将军毫不客气地拿走了数枚御玺，其中有一方印文为“四海有民皆视子一年无日不看书”的“乾隆御宝交龙纽白玉玺”随同“太上皇帝”圆玺一同出现在了2007年的苏富比拍卖会上。该玺在北京故宫所藏的《乾隆宝数》中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对，无论是质地、大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记录完全吻合。

玺中之诗

此方玺文“四海有民皆视子一年无日不看书”选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所作的一首御制诗中。这一年的六月四日，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一处建筑内，看到书法家张照书写的“四面有山皆入画，一年无日不看花”的对联。他一时兴起，将对联中的几个字稍做改动后，便有了“四海有民皆视子，一年无日不看书”的对联。虽然只是变动了其中的五个字，但意思却直抒其内心感受。不仅如此，乾隆还当场口占一首《点窜张照书联语二句因口占促成》的诗作：“侍臣联句犹粘壁，前席无端略忆初。似此精神能永注，谓他赵（赵孟兆页）董（董其昌）或难如。两言即景未详熟，五字返躬因易予。四海有民皆视子，一年无日不看书。”这首诗后来被收入到乾隆的《御制诗四集》卷九十一中。可能是乾隆对自己的这一改动非常得意，以至于第二年的春天在圆明园做诗时仍清晰记得此事。并在其诗注中交代：“去岁于避暑山庄见张照书联句云：‘四面有山皆入画，一年无日不看花。’不知谁所作。然大都流连光景之词，因为易之曰：‘四海有民皆视子，一年无日不看书’起句易四字，对句只易一字，较为切己”。看得出，乾隆在改动张照联语的时候，心中就充满了好奇，这首诗究竟是谁做的？张照早已过世，乾隆已是无从问知。

其实，张照所书的诗有所本的，那是明代上海松江人陆深的居所内所张挂的对联。陆深著有《俨山集》，在《俨山集》第十七卷中有《瑞应堂留别所知二首》的诗作。其中第二首为“四面有山皆入座，一年无日不看花。如何又踏朝天路，春水漏船荡浅沙？”陆深和张照同为上海松江人，他的《俨山集》及内容张照应该是知道的，因此，张照在书写避暑山庄对联的时候直接引用陆深居所的对联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接得郎中保成押帖一件，内开，正月二十日太监鄂鲁裹传旨，著挑玉做几分宝呈览，准时请地方。钦此。随挑得山料玉大小六块，拟做交龙钮宝三方，螭虎钮宝三分九方，随交龙钮宝纸样三张，螭虎钮宝木样三件，交鄂鲁裹呈览……计开：山料玉一块，重五斤，做交龙钮宝一方，见方二寸四分，高二寸二分。‘四海有民皆视子，一年无日不看书’阳文字，山料玉一块，重五斤，做螭虎宝二方，各见方一寸，高三寸二分……于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长芦送到玉交龙宝一方，呈进交懋勤殿讫。”根据这条档案，我们可以知道次玺制作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也就是乾隆帝改动张照对联六年以后，好古敏求之心不难看出。

现身拍卖场

乾隆时期，每遇重要的国事、家事都要刻制宝玺为纪念，从上述两方御玺就不难看出。如果把御玺按年代先后排列起来，乾隆一朝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乾隆的喜好便可一目了然。其实，不只是乾隆帝如此，帝王们皆有此好。

2001年9月法国巴黎宝蓝-福尔拍卖公司（Poulain&LeFur）举行的一场中国艺术品拍卖，拍品中包括一套《清康熙佩文斋御用十二组玺》，分别为：寿山石“坦坦荡荡”朱文长方印，寿山石“戒之在得”朱文方印，白玉“康熙宸翰”朱方和“稽古右文”白方连珠印，青玉“保合太和”朱文方印，碧玉“中和”朱文葫芦印，青玉“康熙宸翰”白文长方印。田黄“景运耆年”朱文长圆印，田黄“景运耆年”朱文长圆印，白玉“畅春”白文长方印，田黄“康熙宸翰”白方和“戒之在得”朱方连珠印，白玉“佩文斋”白文长方印，田黄“坦坦荡荡”朱文方印。此十二印虽归为艺文用印，却反映了康熙帝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如“中和”，“戒之在得”，“稽古右文”等。其中刻于康熙六十年的“戒之在得”印，更具有特殊意义。据《秘殿珠林》卷一《圣祖仁皇帝书心经册》著录和乾隆《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记载，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命大臣采择经语刻小玺。备六十年时用，康熙六十年五月刻成后，康熙即随身携带，驻避暑山庄时，乾隆亦以此小玺受恩，以后乾隆顺利继位，当与此有关。可见此印虽小，作用却非寻常。

2002年北京华辰拍卖推出清康熙寿山石夔龙钮御宝“戒之在得”和“七旬清健”两方印章。这对印章是清代康熙帝晚年的御用印，包括朱文“戒之在得”和白文“七旬清健”各一方，均为寿山芙蓉石，质地温润细腻，平顶浮雕双夔龙博古钮，雕工精致，并置于清宫特制的印盒之中（现盒盖已失）。康熙去世之后，这对印章和其它康熙生前的用印一起封存。根据《秘殿珠林》卷一记载，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康熙帝自己从儒家经语中选择了“戒之在得”四字印文，以纪念在位即将六十年。第二年五月，康熙在避暑山庄命大学士、著名书画家张照拟订字体，并由梅玉凤刻成。二印的印文也是康熙晚年心境的实录，“戒之在得”折射出内心的忧患意识；“七旬清健”则反映了对晚年身体健康的期盼。这两方印文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宝薮》中均有著录，亦是清朝末年流失海外的重要帝王御玺。

2004年4月25日香港苏富比从海外征集到一枚乾隆皇帝的御用印玺，圆雕异兽钮，阴文篆书“契理在寸心”五字。印文“契理在寸心”源于皇帝本人的御制诗文：“盘古实有三，中盘为最幽。我曾坐松下，几度沿溪流。契理在寸心，旷观足千秋。长哮万壑空，彷佛晤田畴。”诗中既描写了中盘幽深空旷的自然美景，也抒发了作者观景之余的所思所想，虚实相间，情景交融。此诗后来收入《御制诗初集》卷二十六中。并将其中的“契理在寸心”一句单独摘出刻成宝玺，自我炫耀自我陶醉的意味十分明显。

御玺，可以说是文物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只有它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皇帝亲自使用过的。因此在它所呈现的历史事件面前，材质、艺术性这些平日衡量文物价值的关键因素则退居次位，甚至可以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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